史说神坛下的朱熹

史说神坛下的朱熹

张勉效

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孟之后的承儒理学之正宗者，唯朱熹千古一人，盖世无双。特别是元明清皇朝规定，科考取士试题，必以朱熹《四书集要》理义为准，不得歧义发挥，否者名落孙山。几个世纪以来，所谓“孔孟之道益以大明于世”，使得各种桂冠纷纷落到朱熹头上。诸如“儒学集大成者，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圣人”，如此种种，敬若神明。

近千年以来，朱熹被请上神坛后，许多人不知道这位圣人生活中的另一面。只有把他从神坛上请下来，请到史记的史料面前，才可能知道神坛下的朱熹。

据诸多史料记载，早在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宋帝宁宗钦定“朱子理学为伪学”，《宋史》卷三十七载称：“朱熹之学”为“专门之学，流而为伪，空虚短拙，文诈沽名”，朱熹是“伪学猖獗，图为不轨，摇动上皇，诋毁圣德”、“伪学之党魁首”。穷究其因，据《宋史·宁宗本纪》记载的原由如下：

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赵扩被立为皇太子。不久后，因宋光宗拒绝主持其父孝宗丧礼而被逼退位，皇太子赵扩在韩侂胄、赵汝愚等大臣的拥戴下继位。继位后的宋宁宗赵扩，重用了助他登上皇位的赵汝愚和韩侂胄两位大臣，任命赵汝愚为宰相，韩侂胄为枢密院都承旨，册立韩夫人为皇后。韩侂胄由此得势。而赵汝愚招揽名士，想有一番作为，其时已六十五岁的朱熹经赵汝愚推荐，出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即为宁宗皇帝之御制顾问和侍讲帝师。然而外戚韩侂胄与赵汝愚不和，明争暗斗，轰动朝野。韩侂胄为了排斥赵汝愚，先后起用京镗、何澹、刘三僳、刘德秀等人。而朱熹则站在提携他的恩人宰相赵汝愚一方，并亲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弹劾韩侂胄。韩侂胄很讨厌朱熹，曾多次对宋宁宗说朱熹迂腐不可用。因为韩夫人是皇后，韩侂胄是外戚，深得宋宁宗信任。加之当时在宋宁宗看来，德才平庸的朱熹已身居要职，理应“满足守己”。恰恰就是这个朱熹自不量力，老不自省，自以为是，转入到这场是非旋涡之中，惹得宁宗很不开心。

在韩侂胄的精心谋划下，庆元二年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诏落熹秘阁修撰，罢宫观”，列举朱熹“不孝其亲”、“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官府”、“危害风教”、“私故人财”、“纳尼为妾”、“家妇不夫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等十大罪状。宋宁宗还在韩侂胄等人的策画下，诏令禁止理学，钦定“朱子理学”为伪学，罢斥朱熹等众多理学人士，对诸多知名学者进行清洗，其员竟达59位之众。朱熹被定为“伪学之党魁首”。禁止朱熹等人担任官职，参加科举，弄得以孔孟理学自居的朱熹，颜面无存，斯文扫地。而此时的朱熹，却对十大罪行，不但没提辨驳诉求，居然上表认罪，说“谅皆考覆以非诬，政使窜投而奚憾”，其意就是说：想必朝庭己经反复考核了，其罪行不是诬陷我的，所以即使我被放逐也不为憾。并说自身实属“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还表示自己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至后，宰相赵汝愚贬谪永州而卒；朱熹告老还乡，死于宋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享年七十有一。此即史称“庆元党禁”之案。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说的是一般人不是什么圣人贤人，怎么会不犯过错呢？可是，“伪学之党魁首”朱熹是享祀孔庙的圣贤呀，并且所犯的不是一般过错，而是“伪学猖獗，图为不轨，摇动上皇，诋毁圣德”，连朱熹自己都认可的十大罪行的罪人，人们将怎么看待这事呢？笔者以为：圣贤也罢，朱熹也好，都是素食人间烟火的凡人，我们不必苛求，但应该指出其问题的要害，以儆效尤。朱熹问题的要害就是“伪”。朱熹之“伪”，主要表现在：德不配位，伪饰圣贤；才不配位，伪传圣道；德才缺位，伪妄逆施。

    一、德不配位，伪饰圣贤

朱熹一直把自已装扮成孔孟理学的大道圣贤，实际上他是一个德不配位的伪道士。据《宋史.朱熹传》载云：朱熹事“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时，劝说宁宗皇帝应遵“恪己自新，循三纲五常”，避“上疏斥言上下窃柄之失”，守“存天理，灭人欲”之念，而他自已却言行相悖。《四朝闻见》记载了当时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刻朱熹的奏章，其中就有这样的叙述：“以至欲报汝愚援引之恩，则为其子崇宪执柯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又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家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谓其能齐家，可乎？”

这说的是朱熹以报答宰相赵汝愚引荐自己当上宁宗皇帝的老师之恩为名，给赵汝愚的儿子崇宪作媒撮合，娶刘珙之女为妻。其动机就是看上了刘珙身后巨万之财。朱熹还曾引诱二个尼姑作为自己的侍妾，出去为官还带在身边，不以为耻，招摇过市，难道说这是陶冶心灵，涵养德行，修持身性的修身之道，可以允许的吗？朱熹家中自己的儿媳妇，在丈夫死了以后还怀孕于身；朱熹的儿子们盗窃宰杀别人家的耕牛，难道说这是治理家事，管好家人，整顿家风的齐家之本，可以允许的吗？

以上史实，不难看出朱熹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

二、才不配位，伪传圣道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先生在《朱熹错了》一书中写道：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在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正式定为科举考试教本以来，朱熹用四书来注解自己的思想，这个问题必然引发一些后遗症。明朝学者王阳明受朱熹‘格物穷理’的启发而每日格竹子，一星期就病倒了，知道此路不通。他后来转而追随陆象山的心学系统。到了清代，反对及批判朱熹的人更多，但是在学术界几已形成一种共识，就是不可能绕过朱熹而往前走。于是朱注（《四书章句集句》）成了一座大山，让多少人在山路中迷失方向。儒学也因朱注而改变了原有的面貌与主张。清朝学者颜元说：‘必破一份程朱，始入一份孔孟’，甚至说‘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着’。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也应尊重这样的观点。”

“有教无类”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伟大贡献。在人们的心目中，孔子是无私圣人，在施教收徒时要不要收见面礼呢？孔子《论语.述而》载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曰：“脩，脯也。十脡为束。古者相见，必执贽以为礼，束脩其至薄者”。故孔子这话被曲解为：“只要是主动给我十条干肉作为见面礼物，我从来没有不给予教诲的”。由此带来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孔子有教无类，重视学生的向学之心，如果有人自觉自愿送上“束脩”，说明这个学生是真心前来求学的。如果连见面礼都没有，其是否有求学的诚意，就值得怀疑了。持此说法者认为，是否行拜师礼，送拜师礼代表着求学者的求学态度。孔子一生重视礼仪，以此作为有没有求学诚意的标准。有这个态度，就予以教诲，如果没有这个态度，那就算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没有“束脩”的见面礼，孔子就不会收他为弟子。言下之意，孔子重视物质利益。

笔者不赞成上述说法，因为《现代汉语辞典》中，“脩”有两种用法，一是表示“旧时送给老师的酬金，组词‘束脩’，二是同“修”。“束脩”，多人认为是十条干肉，《礼记.少仪》中说：“其以乘壶酒，束脩，一犬赐人”。这里的“束脩”就是“十脠脯也”，即十条干肉。《后汉书》卷六十四《延笃传》载云：东汉郑玄认为，“束脩”是男子年十五岁时即行束发修饰之礼，故为之所下注语即：“谓年十五已上”。从这个角度理解，孔子说的是：“只要是十五岁以上的人，我是没有不教的”。这就符合孔子“有教无类”、“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教育伦理思想。

笔者真不知道朱熹是有意曲解孔子言意，还是确实无知。如果是有意曲解圣人之意，应属道德缺失问题；如为无知，则是才不配位，伪传圣道。

三、德才缺位，伪妄逆施

笔者转载了新浪博主“耕田书馆”于2009年刊发的《朱熹的负面评价》一文，作为本文第三个问题“德才缺位，伪妄逆施”的论述。转载如下：

“《齐东野语》系晚于朱熹的南宋人周密所著。其中有一篇《台妓严蕊》，就记载了朱熹为整倒政敌唐仲友，滥用职权，严刑拷打营妓严蕊的故事。   《齐东野语》一书，虽属裨史杂记一类，但其史料价值世所公认。正如周密自己在该书序中所说:‘参之史传诸书，博以近闻脞说，务求言之实，不计言之野也。’应该说该书中的史料大多是可信的。但是事关儒家正宗传人、一代宗师的名誉，笔者未敢造次，急忙查阅有关典籍，不幸的是，《宋史.朱熹传》、《宋元学案. 唐仲友》、《夷志坚》等书都有记载。周密可能怕人们忘记朱熹这一段不名誉的历史，在他的另一本书《癸辛杂记》里再次记载了此事。更有甚者，明人凌蒙初把这件事写成小说，收进了《二刻拍案惊奇》第二十八回-----《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由此看来，即使有偷天换日的本事，朱熹也无法掩盖这一污点了。不仅如此，各书记载相互补充印证，使整个事件更加完整翔实，朱熹大儒之外的另一副嘴脸也暴露得更加彻底。事情大致的经过是这样的:    朱熹与当时的台州知州(今浙江境内)唐仲友同属南宋学问大家，但他们互相看不起。就在两人关系颇为紧张的时候，偏偏当时的另一位文才高手陈亮掺和进来。原来，陈亮想通过唐仲友为台州营妓严蕊脱藉而纳为妾，遭唐仲友拒绝。因此，陈亮在朱熹面前说过唐仲友的不动听之语。什么‘唐仲友自恃有才，从不把朱熹放在眼里’，说唐仲友曾在别人面前说‘朱熹连字也识不几个，当什么监司’。事有凑巧，在朱熹以提举茶平司身份到台州视察工作时，唐仲友偏又迎接迟缓，致使朱熹对陈亮之言深信不疑。于是，一到台州，便再也按捺不住胸中怒火，立即收缴了唐友仲的官印，搜罗他的罪名上奏皇上。而唐仲友也不示弱，随即上奏自辨。就这样，他们各不相让，你来我往，交替上奏达六、七次之多。在上奏参劾唐仲友的同时，朱熹将台州营妓严蕊抓进大牢，连续严刑拷打达两个多月，试图逼其供出与唐私通的罪名(宋代规定营妓只以歌舞侍酒陪座不得侍寝)，以达诬陷唐的目的。但是严蕊宁死不乱攀咬他人，直到后来继任的提刑官岳霸(岳飞第三子)放她出来，始终没有改口，一时引起社会舆论的高度赞扬。    在朱熹与唐仲友官司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皇帝为了息事宁人，急调朱熹去旱灾严重的地区救灾，让他不要再管台州的事了。而朱熹坚决不从，继续在台州写状子告唐仲友。最后，皇帝只好罢免了唐的官职，而朱熹也自觉脸上无光，乞请‘辞官奉祠’，回老家赋闲起来。    读罢这则小故事，朱熹的道德家的光辉形象不说轰然倒塌，也是硬伤累累了。    一是嫉贤妒能，听信谗言，仗权排挤打击异己。在当时，唐仲友的学问和威望不敢说高于朱熹，但绝不亚于朱熹。唐的著述之丰不止等身，而且和朱熹一样，广纳弟子，设坛讲学，‘从游尝数百人’，在声势上已胜朱熹一筹。尤其是唐的学术观点迥然不同于朱熹，他主张‘不专一说，不苟同一人，……合者取之，疑者阙之。’经常‘痛辟佛老，斥当时之言心学者。’这于朱熹独尊儒术、固执‘万物一理’、‘知先行后’的刻板相比，要鲜活许多，也更得人心。在学问上不能占有优势压倒对手，就抛开游戏规则，采用歪门邪道整垮别人，是小人的惯常伎俩。不幸的是一贯以正人君子自居的朱熹也落此窠臼。    二是迁怒他人，周纳构陷，法外施刑，滥用职权。朱熹想扳倒唐仲友，就抓来严蕊折磨，这是典型的‘逮不着兔子杀狗吃’。想来严蕊不过区区一弱女子，已经身为下贱，却还要被拿来做官场阋墙的牺牲品。在两个月的牢狱之灾中，严蕊‘一再受杖，委顿几死’，不知朱老夫子如何下得了手?何况，即使严蕊真的和唐仲友有点什么，也只是生活作风问题，何须动此大刑? 看来解释只有一个目的：卑鄙决定了手段的残忍。和朱熹比较，作为弱者的严蕊却是义气撼山:‘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染，科罪不致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污也!’严蕊以死捍卫士大夫阶层的名誉，作为其中的一员，朱熹可曾有愧?    三是置个人利益于国家黎民之上，本末倒置，因小失大，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在朱熹和唐仲友的奏折纷沓而来的时候，弄得皇上莫名其妙，问身边的大臣，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回答说‘秀才捻酸尔。’捻酸吃醋争闲气，历来是半瓶醋文人的专利，没想到大学问家朱熹也难以免俗。若是闲来无事以此搅起些风波添些情趣倒也罢了，可正是大灾当前，百姓啼饥号寒垂死挣扎的时候，身为朝廷命官的朱熹却视而不见拒不听调，一门心思钻进牛角尖图报复泄私恨，他的良心何在?责任何在?自己如此行径，他那些‘正人先正己’、‘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何以服人?    当然，圣人也是人，以恕道待之，偶有犯忌，或可见谅。然而，诸多史料证明，朱熹并非白璧微瑕，而是多有心口不一、言行南辕北辙的劣迹。据载，他曾一边劝友人的妹妹不要改嫁，高唱‘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高调，一边逼嫁新寡的弟媳，以图侵夺亡弟的遗产;他曾一边借他人殉情受辱的故事，说什么‘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丧平生’，一边忙不迭地强纳尼姑为妾，遭人弹劾后，又对皇上痛哭流涕，骂自己年老昏聩，不是东西。细查这些行径，均不是因难以把握偶尔失措，而是受私欲的驱使，有心而为，属于人格构建上的软肋。至于类似污点在朱熹身上有多大比重，笔者不得而知。”（摘自《朱熹的负面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