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杰

(杭州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杭州,浙江   ３１１１２１)

[摘   要]朱熹、张栻、吕祖谦并称南宋初年的“东南三贤”,其中吕、张交游学界尚无专论,然却是分析此学术共同体之由来以及内在构成的关键.特别是吕、张为期两年的严州、临安之会,当是学术史上一大被忽视的盛事;二 人约十二年的论学,以及“不在场者”朱熹的书信参与,影响了他们学术的发展.“东南三贤”中的学术领袖当为张栻,而撰述、发问推动最多则是朱熹,吕祖谦则以张、朱之后学自居.张、吕去世之后,学术共同体自然解体,朱熹的地位日愈重要,然而其议论则使后人对浙学、湘学之认识发生偏差,故梳理吕、张交游,并还原“东南三贤”由来历 程,当极有必要.

[关键词]南宋理学;东南三贤;吕祖谦;张栻;朱熹

说起南宋初年的儒学,自然要提及“东南三贤”,也即吕祖谦(１１３７—１１８１,字伯恭)与张栻(１１３３— １１８０,字敬夫,又作钦夫)以及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字符晦),他们相互间的交游,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 创造了南宋儒学的辉煌时代.

学界关于“东南三贤”的研究,因为“朱张会讲”,对朱熹与张栻交游的研究最为丰富;又因为«近思 录»,对朱熹与吕祖谦的交游也有论析. 相对而言,吕祖谦与张栻的交游则少有人涉及了.事实上,吕、张栻二人之间的交游包括了两年的严州、临安之会, 以及约十二年的书信论学,当是学术史上一大被忽视的盛事;而且正是因为吕、张二人的相与论学,以及“不在场者”朱熹以书信间接参与,方才最终形成了“东南三贤”学术共同体. 故而研究吕、张之间的交游,以及期间朱熹如何介入等问题,对于完整而全面地认识“东南三贤”之由来,以及更好地认识南宋儒学的建构,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①

— 严州、临安之会

吕祖谦与张栻很早就已惺惺相惜.在吕祖谦看来,张栻“传世精忠,潜心正学”[１](P７６);而在张栻看来,则吕祖谦“世德相传,天资甚茂”[２](P８７６). 一个是

抗金名将、当朝丞相之子,一个是中原文献家学之传人，,故而他们的交游,特别是乾道五至七年的严州、临安之会,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乾道五年(１１６９)八月,吕祖谦“以太学博士补外,添差严州学教授”[３](P４６),十月底赴任,此时听说张栻即将到严州(又称严陵)担任知州,便主动去信给张栻.在书信中,表达了对于张栻的向往之情:

历访缙绅,咸推墙仞.惟魏国既行而复尼,惟衡山有韫而莫施.今兹一来,任是二责,实系斯文之兴废,岂徒阖境之戚休?[１](P７６)

他认为当时的儒者虽也努力,或因时命,或因物情,功效则已长久不明,所缺少的就是一个优秀的引领者.经过了所谓“历访缙绅”之后,大多推重于张家,前有魏国公张浚(１０９７—１１６４),后有讲学于湖南岳麓书院的张栻,故“实系斯文之兴废”. 张栻若能来严州,则必是一地之福了.张栻收到此信之后,自

然也就在其回信中表示了对吕祖谦的景仰之情,他说:“考丽泽之象,正资讲习之功;诵«伐木»之诗,益见和平之助.”[２](P８７６)吕祖谦在金华丽泽书院的讲学活动,早就在学术圈中有了相当的影响,故而表示非常愿意有此一聚.吕祖谦后来又去信说:“今兹旌纛之来,万目共视,一举一措,盖将占吾道之盛衰.”[４](P３９４)张栻当年既有“身历世变”的官场经验,又有身处“清旷幽闲之地”的学术蓄养,于是成为海内之士所共同期待的人物,能来严州自然成为“万目共视”,也就是影响“吾道之盛衰”的大事.吕祖谦在另一书信中则说:“莫知入德之门,愿承下风而请余教,为日久矣.”[４](P３９４)这固然有客套话的成分在,但也可以从中看出当年张栻在学界的地位之高:

到官甫数日,而恭闻麾幢.既有近问,遂获进预指呼之末,积年所愿,一旦获伸.尚容俯伏坐隅,侧聆謦欬,以酬夙志.[４](P３９４)

此时的吕祖谦已经先到严州了,故而希望张栻能够早日成行.

乾道五年十二月,张栻正式到达严州. 到了之后“废尼寺改建为学宫”[３](P５６),将原学宫南边的尼姑寺故址增广入于学宫,这应当就是对时任教谕的吕祖谦的有力支持.吕、张二人从容论学,吕祖谦的

弟子 潘 景 宪 (叔 度,１１３４—１１９０)也 曾 来 严 州 从游.[３](P５９)因为严州百姓“厄于重赋”,故吕、张一起商议请求蠲免.吕祖谦亲自为张栻代作«乞免丁钱 奏状»,奏状上后,本以为当受责,“不意诏捐百姓赋税半 额,约 七 万 馀 缗”,于 是 又 代 作 «谢 免 丁 钱表».[５](P５６)此事可见当时吕、张之间不但论学相合,讨论政事也极为相合;或者说张栻在严州任职时间不长,却留下了口碑极佳的政迹,其背后主导则还是吕祖谦,也就是说吕与张更有用世之心.

乾道六年五月初七,吕祖谦除太学博士;闰五月九日,从严州赶赴临安供职,后以太学博士召试为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３](P７３、７６、８６)同是五月,张栻也被从严陵召还,任吏部员外郎兼权左右侍立官、侍 讲等职.[５](P５８－６０)吕、张 二人分别离开了严州,八月又在临安再聚.吕祖谦又精心安排,方得与张栻同巷而居,“数日迁居,政与张丈相邻,又得朝夕讲肄,殊以为幸”[６](P４００).所以说,前一期的严州之会,是机缘巧合;而后一期的临安之会,则是再续前

缘,特别是吕祖谦的有意为之,而使得他们的学术交游得以进一步拓展,还与周必大(１１２６—１２０４)、林光朝(１１１４—１１７８)等 人一起论 学,陈 傅 良 (１１３７— １２０３)也 是 在 此 时 入 太 学,并 向 吕、张 问学.[３](P８４－８７)

乾道七年三月,外戚张说(?   —１１８０)除签书枢密院事,张栻上疏谏其不可,面责宰相虞允文,最后则是他自己被迫出任袁州知州. 此后吕、张未能再度会面,只能以书信往来继续论学,直到张栻去世. 乾道八年,吕祖谦的父亲去世之后,张栻因为曾在严州见过吕父,故特意撰写了祭文,其中说:“况于令

子,友义为深,一奠之礼,敢以薄而废耶?”[７](P１４２４)可见吕、张二人情谊深厚.

二“不在场者”朱熹的参与

在吕、张严州、临安之会之时,吕祖谦与张栻分别与他们共同的友人朱熹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 比如请求蠲免丁钱、谏张说事等,他们都曾写信与朱 熹讨论过.[８](P４４９－４５０)在严州时,吕祖谦也在与朱熹的书信中说起张栻:“张 丈在此,得 以朝夕咨请

”[６](P３９７)至于二人在临安时期“旦夕讲论”的盛况,则与朱熹提及的次数更多,特别是吕祖谦,他在给朱熹的书信里说:“张丈邻墙,日夕相过讲论. 士子有志于此者,亦有一二辈,切摩工夫,粗不歇灭断续.”[６](P４０１)“张丈又复连墙,得朝夕讲论,但恨几席在远,不得咨扣为恨耳.”[６](P４００)张栻也同样在书信里与朱熹讲到二人的论学之欢:“伯恭邻墙,日得晤语,近来议论甚进,每以愚见告之,不复 少隐也.”[９](P１０９４)此处重点谈一下在场的吕、张二人,以及不在场的通讯参与者朱熹,他们共同讨论过的问题,主要涉及朱熹所著的«知言疑义»«太极图说解»

«西铭解»«中庸集解»与吕祖谦编撰的«阃范»为主.

首先,关于«知言»一书,早在朱熹介入之前,吕祖谦与张栻在严州的时候,二人共同讨论较多的便是湖湘学者胡宏(１１０６—１１６２)的«知言»,吕祖谦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

张守议论甚平正,且虚心从善,在今士大夫中殊不易得也.论胡生«知言»见处极高,而文理密察之功颇有所未到.[１０](P６９７)

«知言»中所疑往往适同,朝夕相与讲论,甚可乐.”[１０](P４９７)

到了乾道六年初,朱熹写出了«知言疑义»的初稿，分别寄给吕张二人，吕祖谦便有书信给朱熹，也说起当年与张栻讨论«知言»的事:

«知言»,往在严陵时与张丈讲论,亦尝疏出可疑者数十条.今观来示,其半亦相类.见与张丈参阅, 续当咨请也. 其馀已见于张丈书者,更不重出.[６](P４０３)

由此可知吕、张的论学集中于胡宏«知言»中的疑点,且观点相近,因为朱熹这次说起,故由张栻将二人讨论的成果寄给了朱熹.约在乾道七年六七月间,朱熹有书信给吕祖谦说:“«知言疑义»再写,欲奉呈.又偶有长沙便且寄钦夫处,属渠转寄.若到,千万勿示人,但痛为指摘为幸.”[１１](P１４３３)不久之后,吕祖谦回信与朱熹:“«知言疑义»,亦俟后便.”“«知言疑义»,比与张丈订正者,既已附去. 今复有欲商榷者,谨疏于后.”[６](P４０５)后者约在乾道七年十二月,吕祖谦在信中详细谈了自己的多条看法,此后便不再论及此书了.

同样在乾道六年,张栻在与朱熹的书信中说:

«知言»自去年来看多有所疑,来示亦多所同者, 而其间开益鄙见处甚多,亦有来示未及者,见一一写行,俟后便方得上呈,更烦一往复,庶几 粗定.[９](P１０９６)

«知言»之说,每段辄书鄙见于后,有未是处,却索就此簿子上批来,庶往复有益也. 近来又看得几段,及昨日读寄来者,皆未及添入,俟更详之,后便寄去.[９](P１０９７)

也就是说,朱熹指出的疑问之处,大部分也是吕、张二人曾经提及过的,还有一部分则是朱熹并未涉及的,于是张栻写出来寄给朱熹. 当然朱熹个人的讲论,在张栻看来也极有启发. 张栻就在朱熹的稿子上,每段都写了自己的见解,他也是希望由朱熹来写出一个代表他们共同观点的«知言疑义»的定本.朱熹综合之后的本子再度寄来之后,张栻又在书信中说:

«知言疑义»前已纳呈,今所寄尤密,方更参详之.[９](P１０９９)

«知言疑义»开发尤多,亦有数处当更往复,及后来旋看出者,并俟后便.此论诚不可示它人,然吾曹却得此反复寻究,甚有益,不是指摘前辈也.[９](P１１２５)此次张栻认为大体上没有什么疑问了,仅就其

中数段还写了新看法,再后来又指出了数处,估计都是极小的问题了.再说,胡宏毕竟是他的老师,故而又强调这个文本“不可示人”,虽说是在寻究问题而不是“指摘前辈”,但也当谨慎处置. 朱熹当时也只是将《知言疑议》在范围较小的朋友圈内传播，并有过总结：

«知言»之书,用意精切,但其气象急迫,终少和平.又数大节目亦皆差误,如性无善恶、心为已发、先知后敬之类,皆失圣贤本指.顷与钦夫、伯恭论之甚详,亦皆有反复,虽有小小未合,然其大概亦略同矣.[１２](P１５３５－１５３６)

在朱熹看来,«知言»虽很精切,但差误较多,经过与张栻、吕祖谦的反复讨论,意见大略相同了.作为胡宏的传人,张栻最关注«知言»,早在严州之时便经常与吕祖谦讲论,吕较为认同张的看法. 朱熹写作«知言疑义»时,吕祖谦虽有参与往复讨论,但提供 的见解并不多;而张栻则有多次都提供详尽的见解, 并且恳请朱熹将二人意见综合而写成定本.所以说张、吕二人对于朱熹写作«知言疑义»有着重大的影响.束景南先生也认为胡宏的«知言»为湖湘学派的“圣经”,而朱熹所作«知言疑义»“大致由朱熹与张栻、吕祖谦共同讨论而成,先由各人写成疑义,讨论修改后,汇编成书.”[８](P４５６)

其次,在朱熹的另一著作«太极图说解»(此文初名«太极图解»)上,张栻对朱熹并不认同,曾与吕祖谦说起.吕祖谦在与友人的信中说起张栻“论朱元晦妙理几微,亦未以为然者”[１０](P６９７),张栻对朱熹

«太极图说解»初稿中的某些“妙理”,其实是一直都 “未以为然”的,而吕祖谦则也有同感,而朱熹则对张、吕的意见颇不以为然,换言之,就周敦颐(１０１７— １０７３)«太极图解»的诠 释而言,张、吕 与朱的分歧极大.

讨论«太极图说解»,这缘起于他们共同致力的刊刻先贤遗著.早在乾道五年的十二月,吕祖谦将朱熹校订、程颐(１０３３—１１０７)所著的«程氏易传»刻于婺州(金华)的东阳学宫,该书为吕祖谦家藏的尹焞(１０７１—１１４２)亲笔本与朱熹校订本,合其同异而两存.[１３](P４２０－４２１)再说«太极图说解»,朱、张、吕就此反复论辩的起因则是因为他们新编刊了一部周敦颐所著的«太极通书».乾道六年春,朱熹“草成«太极

图说 解 »,寄 张 栻、吕 祖 谦 讨 论,至 闰 五 月 修 订成”[８](P４２６);到了该年的闰五月,吕、张二人合作编刊的«太极通书»与朱熹所编的«二程先生遗书»刻于严州学宫.[１４](P１２７２)此事吕祖谦在与朱熹的书信中说:“«通书»已依«易传»板样刊.”[６](P３９７)可见真正主事者,当是作为州学教授的吕祖谦. 此书将朱熹的«太极图解»列于«通书»篇首,带有导读的性质,可见吕、张二人很重视朱熹的意见.   但是朱熹看到恐其太侈，更能敛退以就质约为佳。朱熹张栻的《通书后跋》却说：《通书》跋语甚精，然愚意犹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乱，义盖所以存也。

还在此信中还说:“«太极解»后来所改不多,别纸上呈,未当处更乞指教.”也就是说朱熹还在修订«太极图解»,在得到新的修订本后,张栻回复说:

«太极图解»析理精详,开发多矣. 但觉得后面亦不必如此辩论之多,只于纲领处拈出可也. 不然,却只是骋辩求胜,转将精当处混汩耳.[９](P１１００)

在他看来,朱熹此文虽然解析义理颇为精详,但辩论太多则没有必要. 而此时的吕祖谦,也在与朱熹的信中说:“«太极图解»近方得本玩味,浅陋不足窥见精藴,多未晓处,已疏于别纸.”[６](P３９７)所谓“别纸”就是«太极图义质疑»一文,专门提出商榷意见. 其实吕祖谦与张栻观点较为接近,特别强调了保存周敦颐«太极图说»原义的必要性.[１６](P５８９)

于是他们的讨论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朱熹还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得钦夫书,论太极之说,竟主前论,殊不可晓. 伯恭亦得书,讲论颇详,然尤鹘突.”[１７](P４９５１)当然,与张、吕二人的讨论,对于朱熹在此文的进一步修订而言,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他在与另一友人的书信中说:“«太极说»近看尽有未精密处,已略刊正.”[１８](P４６８２)“«太极说»修定,削去后语,只作一统论,意似亦无不尽也.”[１８](P４６９８)由此可知,尽管朱熹并不认同张、吕,但是在与他们讨论之后,还是改进了不少,特别是后面部分的“辩 论之多”,听从了张栻的意见将其“削去”.最终在乾道六年闰五月,修订成定本的«太极图说解».[８](P４２６)

再次,说说«西铭解»与«中庸集解». 乾道六年秋,朱熹将其所作«西铭解»寄给张栻、吕祖谦.[８](P４３９)张栻说:“«西铭»近日常读,理一分殊之指,龟山后书终未之得. 龟山以无事乎推为理一,引圣人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为说,恐未知«西铭» 推理一之指也.”[９](P１０９５)也就是说,张栻也非常关注张载(１０２０—１０７７)的«西铭»一文,认同程颐“西铭明

理一 分 殊”[１９](P６０９) 的 结 论,但 认 为 杨 时 (龟 山,

１０５３—１１３５)并未真正理解这一指要,这些其实也是朱熹的主张.他还说:

«西铭»之论甚精,干称父坤称母之说,某亦如此看,盖一篇浑是此意也.但所论其间有一二语,鄙意未安,俟更为精读深思方报去.[９](P１０９７)

«西铭»所谓理一而分殊,无一句不具此意,鄙意亦谓然,来示亦尽之矣.但其间论分立而推理一,与推理以存义之说,颇未相同.虽推其理之一,而

很显然,与«太极图解»一样,张栻依旧有多处不认同朱熹,特别是在“理一分殊”的推演上,朱特别在意其“一”,而张则更关注其“分”.关于«西铭解»,吕祖谦似未作深入的讨论,仅在书信中说:“示下«太极图»«西铭解»当朝夕玩绎,若尤有所未达,当一一请教.”[６](P４０５)然而翻检前后书札,似乎都未有详论.

至于«中庸集解»(也即«中庸章句»的初稿),据吕祖谦的书信,则早在乾道六年的五月朱熹有信“讲究«中庸»首章之指”:“承喻所疑,为赐甚厚,所未安者,别纸求教.”吕祖谦回复:“«中庸»«太极»所疑,

数日玩味来诲,有尚未谕者,复列于别纸.”[６](P３９８)他们所谓的别纸,分别为朱熹的«中庸集解»与吕祖谦«中庸集解质疑»,后来朱熹还有«答吕伯恭问龟山中庸»等.因为朱熹有«答敬夫论中庸说»一文,故张栻此时应当也有参与此讨论,然相关书信却未有保存. 对«中庸»的理解,朱、吕、张三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然而与«太极图说解»相比,则分歧较少.

最后,再来谈谈吕祖谦本人的著述引发的朱、张二人不同的态度.乾道六年四月,吕祖谦编成了«阃范»一书,闰五月,此书始刊.[３](P６９、７６)张栻对此书表示赞赏,吕祖谦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张丈甚爱此书,欲便刊板.”[１０](P４８６)“张守小女皆诵.”[１０](P４８８)张栻还为此书作了序,其中说:

某谓此书行于世,家当藏之,而人当学之也.家庭闺阃之内,乡里族党之间,随其见之深浅、味之短长,笃敬力行,皆足以有补.[１０](P９６８)

他认为此书当作家藏,人人都要学习,将之作为家庭内、乡党间的规矩,还让他的小女儿诵读此书, 可见其相当的重视.[３](P７６)有意思的是,朱熹却对此书非常不以为然,在与张栻的书信中说:

伯恭想时时相见,欲作书不暇,告为致意.向得渠两书,似日前只向博杂处用功,却于要约处不曾子细研究,病痛颇多.不知近日复如何? 大抵博杂极害事,如«阃范»之作,指意极佳,然读书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 先达所以深惩玩物丧志之弊者,正为是耳! 将圣贤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过,抄节一番, 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细玩味.[１５](P１３３３－１３３４)

朱熹接下来还说吕祖谦“见处全不精明”,并提

及其“留意科举文字”“出入苏氏父子”,于是因为“求巧”故而“坏了心路”.也就是说,朱熹认为吕祖谦的学问越做越博杂,至于«阃范»一书只是抄节圣贤之言而不加阐发,故更缺少意味,这些意思确实不适合

却为吕祖谦多说好话:

«阃范»之说极佳,即以语伯恭矣,只如此读过, 诚可戒也.伯恭近来尽好说话,于苏氏父子亦甚知其非.[９](P１０９５)

他也认为朱熹关于«阃范»的一番说法极佳,故要转告吕祖谦,不过吕祖谦近来进步极大,也不再相信苏氏父子了.其实此时朱熹也有亲自写信告诫吕祖谦的:

向见所与诸生论说«左氏»之书极为详博,然遣词命意,亦颇伤巧矣.恐后生传习,益以浇漓,重为心术之害.[１１](P１４２９)

熹昨见奇卿,敬扣之以比日讲授次第,闻只令诸生读«左氏»及诸贤奏疏,至于诸经、«论»«孟»,则恐学者徒务空言而不以告也.不知是否? 若果如此, 则恐未安.[１１](P１５３２)

在朱熹看来,吕祖谦教导诸生,因为考虑到科举考试的需要,故而多有讲说«春秋左氏传»,那就有心术之巧的意味在;故而特意强调为学次序,首先当修身,故要读«论语»«孟子»以及诸经,然后也是读史, 以利于制事.这两通书信吕祖谦有回复说:“所与诸生讲说«左氏»,语意伤巧,病源亦在是,自此当力扫除也.”[６](P４０２)表示对其看法有一定的认同,但并未有展开,则不尽完全认同.为学路径的差异,其实也是各有各的主张,并不见得要整齐划一,这一点朱熹也是非常明白的.朱熹还在收到张栻为吕祖谦解释的信后,回信中说:“伯恭不鄙下问,不敢不尽愚.但恐未是,更赖指摘.近日觉得向来胡说多误却朋友, 大以为惧.”[１５](P１３３３)他也有担心自己的看法,也许是误导了朋友,毕竟学问路数也不必尽同.

综合而言,吕祖谦与张栻二人相与论学的近两年,这期间或是他们的论学影响了朱熹,如«知言»,就是由张栻发起,吕、张先有讨论,然后再由朱熹介入并写成了代表三人看法的定本«知言疑义»;或是朱熹先写了诠释文本,再寄给张、吕二人,二人分别与朱熹往复论辩,最后意见并未同意,朱熹则在讨论的基础上写成代表自己理解的定本,如«太极图说 解»与«西铭解»;还有就是吕祖谦自己编撰了 «阃范»,再请张、朱二人指教. 第一种«知言疑义»的合作,三人共同分享意见,似并无大的分歧;第二种类型则是对«太极图说»与«西铭»这两种北宋先贤经典文本的诠释,特别是«太极图说»则是朱熹与张、吕二人看法分歧较大,最终朱熹也不太认同张、吕,虽然也受他们的一定影响. 至于第三种情况,由«阃范»其治学有着重大的区别.

三别后问答

乾道七年,吕、张二人分别之后,他们的交游进入到了书信往来的新阶段,且又互有进益. 此阶段约有十年,讨论的主要问题较为广泛,如观史之次第、张栻的«论语解»与«孟子解»,还有道学家的心性修养方法,而后者此朱熹也有所参与.吕、张在书信往来时,当然也经常论及“不在场”的第三者朱熹,继续就朱熹寄给他们的学术文本发表看法,而作出学术评判的主要是张栻.

吕祖谦的文献之学,对张栻也有一定的影响. 此前大约张栻也曾向吕祖谦问起观史之次第,故吕祖谦在乾道八年春夏间的书信中说:

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承接耳.

国朝典故,亦先考治体本末,及前辈出处大致.

但恐择善未精,非特自误,又复误人.”[４](P３９５)

张 栻 则 回 复 说:“所 示 读 书 次 第 皆 着实.”[２１](P１１３３)至于具体对于史学与典故之学,有些什么看法,则因为张栻的回信缺失而无法判定,不过他对此并不十分关注,则是可以看出来的.

到了淳熙四年(１１７７)年冬,张栻正在删改«论语解»与«孟子解»(后名«孟子说»)的初稿,他对吕祖谦说:

«孟子解»虽已写出,其间毛病改缀不停,正如春草,旋铲旋有,且欲自家体当,遽敢传诸人.见录一本,它时欲奉寄求益也.[２１](P１１３４)

张栻提到自己的«孟子解»已经成书了,然而一直在修订其中的毛病,所谓“正如春草,旋铲旋有”,正好朱熹也有«语孟精义»,故而二书此后多有反复.当时也过录了«论语解»与«孟子解»二书,寄给了吕祖谦,于是吕祖谦特意写了长文«与张荆州问论语孟 子说所疑»,详细讨论了张栻«论语»与«孟子»之中的问题.张栻后来回复说:

«学而»篇数段甚有滋益,三段已改过,别录去. “巧言令色”章前已曾改. 今送«言仁»一册去.“父没观其行”,却恐文意只当于居丧说, 论子思摽使者之说甚有味. 停蓄镇重之戒,敢不深佩

对比吕祖谦的“所疑”,提及的内容不完全一致,估计吕祖谦另外还有别的文章或书信讨论张栻二书，然并未保存下来，此处仅举《与张荆州吻论语孟子说所疑》巧言令色”一条来看张、吕二人的学术影响,张栻说此章:“皆常人之所安行而不以为耻者.”吕祖谦则说:巧言、匿怨之类,常人固多不免,然其间岂无知其非者? 但为己不切,视之悠悠,不以为耻耳

吕祖谦的这一批评张栻非常赞同,故后来进行了改正.可见除了朱熹,吕祖谦也对张栻«论语»与«孟子»的诠释,有着重大的影响.

那么张栻可以教导吕祖谦什么呢? 自然还是道学的工夫论.乾道八年五月,吕祖谦去信说:“平时徒恃资质,工夫悠悠,殊不精切.然于要的处或卤莽领略,于凝滞处或遮护覆藏,为学不进,咎实由此.”[４](P３９４)在两年承教的阶段,无论是张栻的“面讲”或是朱熹的书信指摘,都使得吕祖谦对于自己学问的驳杂、卤莽等弊病有所自觉,故而才会专门就此向张栻求教.张栻则有一通较长的书信,讨论了“体察之功”:

近来读诸先生说话,惟觉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看愈无穷,不可不详味也. 来教有云“平时徒恃资质,工夫悠悠,殊不精切”,此可见体察之功.某每思尊兄于寻常人病痛往往皆无之,此在资质固为美,然在学问不可不防有病.惟析夫义理之微,而致察于物情之细,每存正大之体,尤防己意 之偏.[２１](P１１３３－１１３４)

细究张栻的这一番话,大约有三层意思,推荐吕

祖谦认真研读二程先生的语录,这是第一层的意思; 第二层,吕祖谦自觉工夫不能“精切”,在张栻看来就是因为日用之间的“体察”做得不够;第三层,也就是最彻底的分析,认为吕祖谦因“世德相传”故本人“资 质”极佳,诸如寻常人缺少家教之类的病痛往往不会有,然而在学问上头,确切地说则是在省察“物情之细”、存养“正大之体”以及防范“己意之偏”三方面的工夫则做得还不够. 当然要将工夫的极致,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所以张栻在此信中也曾剖析自己:

某读书先庐,粗安晨夕.顾存养省察之功固当并进,然存养是本,觉向来工夫不进,盖为存养处不深厚,存养处欠故省察少力也. 方于闲暇,不敢不勉,但良朋在远,每诵“一日不可无俟无可”之言,未尝不引领东望也.[２１](P１１３３)

也就是说,就省察、存养二者而言,存养是本、省察是末,如在存养上欠缺则省察也难以得力,要做好这两项工夫，除了自己努力，在闲暇之际勉励，还需要“良朋”之助,然而“良朋在远”,只能徒然“引领东望”而已.

再进一步,吕祖谦领会了张栻的意思,治学就是不可“徒 恃资质”,而 要去做实用工夫,他 在回信中说:

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违乎? 所感者果皆正乎? 日用饮食之间果皆不逾节乎? 疏密生熟,历历可见,于此实用力焉,工夫自无不进之理.[４](P３９５)

从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却欠克治经历之功;思虑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积蓄未厚而发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谈说有馀.[４](P３９６)

这些都是针对此前张栻所说的“存养省察之功固当并进”,吕祖谦认为自己更应当注意日用之间的嗜欲,必须去做“操存澄定”的工夫,努力去积蓄、涵泳.类似的体验之谈,他还在另外的书信里经常讲起,可见张栻一番言论的影响之深. 于是张栻又作了详尽的回应:

来书所自察向来之病,其间有云以私为公、以情为性者,可见察之之精,更宜深勉于笃敬之功也.向来每见衣冠不整,举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古人衣冠、容止之间,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它天则合如是,为寻常因循怠弛,故须着勉强自持. 外之不肃,而谓能敬于内,可乎? 此恐高明所自知, 但不可以为小病耳.[２１](P１１３５－１１３６)

此处他首先肯定了吕祖谦的“自察向来之病”,

认为他“察之精”,接着更应当继续做好“笃敬之功”,比如“衣冠不整”之类的毛病也不可轻视,古人注意衣冠、容止并不是故作矜持,而是其中有着“天则”,不可在此处“怠弛”,还当“勉强自持”.“天则”是什么? 就是“外”之严肃与“内”之笃敬本是一体的.与上回相似,张栻在另一书信中又说:

大抵觉得老兄平日似于果断有所未足,时有牵滞,流于姑息之弊.虽是过于厚、伤于慈,为君子之过,然在它人视我,则观过可以知仁,在我自检点,则终是偏处. 又如论朱元晦出处,亦似未安.

某旧在临安,已觉兄之病有此.[２１](P１１３８－１１３９)

每得来书,未尝无所开警,所谓威仪辞气间,岂

特兄所当勉? 某日从事于此,而每恐其不逮也.

某自觉向来于沉潜处少工夫,故本领尚未完. 一二年来,颇专于“敬”字上勉力,愈觉周子主静之意为有味.程子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养,便是此意,须深体之也.[２１](P１１３９)

张栻除了说自己工夫做得不够,还说起对于周敦颐、程颐与“敬”相关工夫论的体会,强调的是要体味周敦颐的“主静”与程颐的“涵养”,要吕祖谦一起去体味.吕祖谦后来在与陈亮(１１４３—１１９４)的书信中说:“长沙张丈比累得书,平实有味,歉然益知工夫之无穷,往年豪气,殊觉销落.”[２３](P４６９)可见张栻所

论述的修养工夫,对于吕祖谦来说,确实非常重要而有效,甚至可以说有变化气质之功.

其实与张栻类似意思的话,朱熹也对吕祖谦讲过多次,且同样是在乾道八年前后,比如,他说吕祖谦“天资温厚”故而“平恕委曲之意多”,所以“不可专以所偏为至当”.[１１](P１４３０)还说:“示喻深知前此汗漫之非,幸甚.比来讲究必已加详密矣.累得钦夫书, 亦深欲伯恭更于此用力也.”[１１](P１４３６)于是吕祖谦回应说:

自罹祸变以来,困心衡虑,始知前此虽名为嗜学,而工夫泛漫,殊未精切. 推原病根,盖在徒恃资禀,观书粗得味,即坐在此病处,不复精研,故看义理则汗漫而不别白,遇事接物则颓弛而少精神.[６](P４０８－４０９)

当时正逢其父之丧,故而认真反省自己的为人为学,推究病根,也就是“徒恃资禀”,看书中的义理则较为“汗漫”,遇事接物也较为“颓弛”. 可见吕祖谦对于自身的弊病,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反省,此后与朱熹一起编撰«近思录»等,也可以看作是反省之后的调整.

再说朱熹,吕、张二人书信往返之时,特别重要 的话题就是朱熹与张栻此时共同钻研的相关经典或问题,朱、张还有新的著作. 张栻认为此时的朱熹“数通书讲论,比旧尤好”[２１](P１１３４). 在三人之中,朱熹是最为勤奋的,在朱、张会讲之后,还与张栻在书信中反复讨论学问,总体来看是朱熹的那些讲论“比旧尤好”,大有进益,但还是问题不少. 在与吕祖谦的数通书信中,张栻提及的朱熹著作主要有三种. 其一,“仁义中正之论”:

但仁义中正之论,终执旧说.濂溪自得处浑全, 诚为二先生发源所自.然元晦持其说,句句而论,字字而解,故未免返流于牵强,而亦非濂溪本 意也.[２１](P１１３４)

这也就是上文所说«太极图说解»,此时指的当是朱熹的定本.在张栻看来,朱熹还是“句句而论, 字字而解”,辩论太多,又有牵强之处,与周敦颐(濂溪)«太极图说»不合. 其实吕祖谦也依旧不认同朱熹,他的回信没有保存,但张栻再与朱熹的书信里有说起:

伯恭昨日得书,尤疑«太极说»中体用先后之论, 要之须是辨析分明,方真见所谓一源者,不然,其所谓一源,只是臆度想象耳. 但某意却疑仁义中正分动静之说,盖是四者皆有动静之可言,而静者常为之主,必欲于其中指二者为静,终有弊病.兼恐非周子之意.[９](P１０６５)

对此朱熹回复说:“又太极中正仁义之说,若谓四者皆有动静,则周子于此更列四者之目为剩语矣.

正不须以分别为嫌也.”[１５](P１３３７)如此看来,对于朱熹«太极图说解»的定本,吕、张二人对其中的“体用先后之论”“仁义中正分动静之说”,都有与朱熹不同的解释.讨论了两年之后,朱与张、吕二人在对周敦颐思想的诠释上依旧分歧较大.

其二,关于«洙泗言仁录»与«仁说»的论辩. 首先,张栻编撰了«洙泗言仁录»寄给朱熹之后,朱熹指 出:“大抵二先生之前,学者全不知有仁字,凡圣贤说仁处,不过只作爱字看了.”[１５](P１１３３５)他还有多通书信指出了张栻此书值得商榷的几个地方,以及序中文字“似未安”等问题.其次,张栻有回信给朱熹,作了进一步的辨析:“«言仁»已载往返议论于后,今录呈.”[９](P１０６６)张栻此处说的“往返议论”,当是包括了他新作的«仁说»初稿,大约是接到张栻的回复之后, 朱熹也作了一篇«仁说»,后来还作了«巧言令色说»等文.张栻在收到朱熹的«仁说»之后,又有多通书信论辩,其中特别强调“所谓‘爱之理’之语,方见其亲 切 ”[９](P１０６９)   “所 谓 ‘爱 之 理 ’,发 明 甚 有力”[９](P１０７４).最后,张栻在与吕祖谦的书信里,则对于此次与朱熹的论辩,作了一个总结:

元晦«仁说»后来看得渠说“爱之理”之意却好, 继而再得渠书,只拈此三字,却有精神,但前来所寄言语间终多病.兼渠看得某意思亦老草,后所答今录呈.但渠议论商榷间,终是有意思过处,早晚亦欲更力言之.[２１](P１１３６)

他认为朱熹的«仁说»抓住“爱之理”三字讨论, 这个意思很好,但是寄来的书信中也多有弊病,即有 “意思过处”,而且朱熹看张栻所编«洙泗言仁录»及所作«仁说»等过于草率,“意思亦老草”,所以还需要据理力争.张、朱二人的往还论辩,吕祖谦也都读到了,，特别是张栻«仁说»反复改正的过程中,吕祖谦也曾有所帮助,然而相关评论未有保存下来. 关于此时朱熹的«仁说»等文章,吕祖谦曾有回信说:“«仁说»«克斋记»及长沙之往来论议,皆尝详阅.长沙之论,固疑其太宽.如来示,虽已明指其体,尤疑侵过用处分数稍多,更俟深思熟看,当以所未晓处往请教.”[６](P４１０)似乎吕祖谦较为认同朱熹的看法,反而觉得张栻起先的议论太过宽泛了.

其三,«语孟精义»相关的讨论.乾道八年正月,朱熹的«语孟精义»编成,刊刻于建阳,此书当有寄给 张、吕二人.[８](P４５８)因为张栻也有关于«论语»与«孟子»的诠释著作,故而他问吕祖谦:“«语孟精义»有益学者,序引中所疑曾与商确否?”[２１](P１１３４)朱熹的«语孟精义»自然是有益学者的好书,但是此书的体例, 则张栻不太认同. 此时的张栻却曾将自己所作的

«论语解»寄给朱熹,朱熹作有详尽的答复,如«答张敬夫语解»等.[１５](P１３４３)朱熹也跟吕祖谦说起:“钦夫近得书,寄«语解»数段,亦颇有未合处. 然比之向来,收敛悫实则已多矣.”[１１](P１４４２)对于张栻撰写的经典诠释著作,朱熹表示赞赏,虽然也有“未合处”.后来关于«论语»«孟子»的诠释,朱、张往来讨论曾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吕祖谦则对«论语精义»一书,提出过许多中肯的意见:

«论语精义»近得本,日夕玩绎,烦聚皆在目前, 工夫生熟,历然可见,与分看甚不同.序引中说魏晋及近世讲解,此意尤好. 但中间说横渠及伊川 门人处,如伯夷、伊尹与颜、曾等语,却似筋骨太露耳.[６](P４２８－４２９)

朱熹的多种经典诠释,都是略汉魏、晋、唐经解, 详宋儒经解,吕祖谦则认为此书序中的说明“此意尤好”,不过将张载(横渠)与程颐(伊川)门人等拔高则“太露”了.吕祖谦后有书信谈论此书之中“子在川上”等条目的具体诠释;[２４](P５９３)还帮朱熹咨询此书在义乌被刊刻等事.[６](P４０９)朱熹则回复说:“‘川上’之论甚当,‘不逝’之云极知非是,然须如此说破,乃可以释学者之疑耳.”[１１](P１５２２)也就是说,朱熹还是有自己的主张,并不完全认同吕祖谦.

乾道八年末,朱熹还曾将所作«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寄给张栻、吕祖谦二人,张栻有数通书信参与讨论,吕祖谦则似未有论及,故不再详述.[８](P４７９)

回顾从乾道八年到淳熙七年的九年,吕与张有着断续的书信往还,他们主要讨论道学修养工夫与朱、张正在编撰的学术论着. 前者自然以张栻指引吕祖谦为主,而朱熹也偶有书信论及,吕祖谦指出自己有“徒恃资质,工夫悠悠,殊不精切”之病于是向张栻求教,这应是其治学一个重要转捩点,与朱熹一起编撰«近思录»也可以看作经过反省之后更关注道学修养的一个表现. 再说他们讨论学术,又以«论语» 与«孟子»的诠释为主,因为张栻与朱熹都有著作故多有辨析,其实吕祖谦参与不多,但也分别去信指出张、朱书中某些可商榷之处,促进他们著作的完善. 至于张栻所编的«洙泗言仁录»,以及朱、张二人以撰写«仁说»等文章,应当就是朱、张“中和说”之辨的延续;吕祖谦对此也只是有所回应而涉及不多. 由此可知吕祖谦虽然比以前更重视道学修养,但对理学文献的整理与诠释依旧兴趣不大.

四结语

吕祖谦与张栻的严州、临安之会,当为南宋学术史上朱熹、张栻岳麓之会,与朱熹、吕祖谦寒泉、三衢之会以及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鹅湖之会中间的另一重大盛事,但一直为学界所忽视. 然而二人在严州不到一年的任期,却为他们在地方志之中留下了不朽的印迹,张、吕去世不久,严州地方就将二先生并祠于学宫,嘉定十年(１２１７)又被移入七贤祠;景定二年(１２６１),张、吕同时获准从祀孔庙,比朱熹晚了二十年;景定三年,桂林(即静江府)因为张栻(宣公)曾在此做官,吕祖谦(成公)又生于此,故为纪念张、吕（。。。内容不详）

吕祖谦曾在二人分别之后给张栻的信中说:“两年承教,可 谓浃洽.”[４](P３９４)两 人在此两年之中的“浃洽”,也就是相互之间各有所得,共同进益;而说 “承教”则又是吕祖谦感觉自己受教良多了.遗憾的是,张栻过早的去世,使得他们相互之间的论学,戛然而止.淳熙七年(１１８０)二月,吕祖谦听闻张栻的凶信之后,在给朱熹的书信里说:

痛哉! 痛哉! 闻时适方饭,惊愕气通,手足厥冷,几至委顿.平生师友间,可以信口而发,不须拣择,只此一处尔.[６](P４３１)

这里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方面,听到消息,手脚冰凉,全身麻木,这样的反映可见此友情之深厚; 另一方面,他认为平生的师友之间,可以“信口”而发议论的也只张栻那里一处,可见在他心目中此亦的交游历程,其中说:

同气合,莫逆无间.自是以来,一纪之间,面讲、书请.区区一得之虑,有时自以为过公矣,及闻公之论,纲举领挈,明白严正,无缴绕回互、激发偏倚之病,然后释然心悦,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２５](P１３５)

从严州的同事开始共约一纪,也即十二年的“面讲、书请”,大多是张栻在指正吕祖谦治学中的弊病.吕说有时候“自以为过公矣”,然听了张“纲举领挈,明白严正”的讲论之后,方才明白自己还有“缴绕回互、激发偏倚”等毛病,而终究“不可及”.这话,虽然有客气在成分在,但还是可以看出张栻始终是在引导的一方,且深刻地影响了吕祖谦. 需要补充的还

有,淳熙 元年前后,吕 祖谦的弟弟吕祖俭 (１１４０— １１９８),也曾向张栻问学,在«张栻集»中有数通书信保存,论及«二程遗书»之中“敬鬼神而远之”“罪己责躬 不 可 无”等 问 题,以 及 “主 一”与 “敬 ”,等)若综合而检索吕氏兄弟与张栻之间

的书信往还,则将张栻尊为前辈的意思更为明显.

再者,吕祖谦在与朱、张二人的交游中,始终以后学自居,这一点不但可以从他在书信里的语气可知,也可以从他与朱、张二人或其它师友的书信里的 称呼上看出来. 吕祖谦每次提及张栻则称“吾丈” “张丈”或是“长沙”,提及朱熹则也称“吾丈”“朱丈”,往往以后学自居,而朱、张之间都是相互称字,称吕祖谦也都是“伯恭”;还有朱、张二人都很关注吕的进师亦友之情极难得.随后,吕祖谦写了祭文,回顾二人学如何,批评也较为直接,似也有将吕看作晚辈的意思.比较而言,吕对张更为尊敬,因为提及朱熹时也常称其“朱元晦”,如与好友陈亮的书信里既说到了“长沙张丈”,又说到了“朱元晦”.[２３](P４６９)虽然他们后来并称“东南三贤”,但实际上朱、张为同辈,且张的地位更高,而吕则当为晚辈、受教者,当然说他们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则更为恰当.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张栻与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这一提法在朱熹与张栻的传记中似乎极少见到,而在吕祖谦的传记之中则特别引人注目:“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既又友张栻、朱熹,讲索益精.”① 吕祖谦的治学,主要自然是家传的中原文献之学,其次则是林之 奇 (１１１２—１１７６)、汪 应 辰 (１１１８—１１７６)、胡 宪

(１０８５—１１６２)等人,然而真正造至精深则是因为与张栻、朱熹的相互讲索. 至于胡宪,则是胡安国(１０７４— １１３８)的侄子、胡宏的堂兄,又是朱熹早年的老师,可以说是吕祖谦因此而向朱、张问学、将“东南三贤”最后加 以链接的潜在纽带之一. 再说“东南三贤”的提法,也与吕祖谦以及浙学一系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早在吕祖谦去世的淳熙八年十一月,视吕祖谦为畏友的辛弃疾(１１４０—１２０７)在祭文中就说:“厥今上承伊洛,远溯洙泗,佥曰朱、张、东莱,屹鼎立于一世,学者有宗,圣传不坠.”①这应当是朱、张、吕三先生“鼎立”之说的第一次提出.此后又有吕祖谦与辛弃疾共同的好友陈亮,

在与张栻之弟张杓的书信中说:“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２７](P３２２)还有浙东的后学楼钥(１１３７—１２１３)在纪念吕祖谦的时候

也说:“乾道、淳熙间,儒风日盛. 晦庵朱公在闽,南轩张公在楚,而东莱吕公讲道婺女.   是时以学问著述为人师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２８](P９７０)从这

些最早的文本以及吕祖谦的传记来看“东南三贤”的提法确实是吕祖谦以及浙学一系在主导者。

所以说,“东南三贤”的核心人物、学术领袖当为张栻;而撰述著作,并引发共同讨论最多的则是朱熹;吕祖谦在其中往往作为晚辈 受教者的角色 同时也成为

链接两位前辈之纽带.   张栻早世,以及下一年吕祖谦的早世,于是朱熹在为吕祖谦写的祭文中说:

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 往岁已夺吾敬夫,今者伯恭胡为又至于不淑耶! 道学将谁使之振若我之愚,则病将谁为之箴,而过将谁为之督耶在他看来,随着吕、张二人的去世,原本持续着的学术共同体自然解体,道学振作的事业也就只能由他一人来承担了.   故而田浩先生说,淳熙八年之后朱熹

在道学群体中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有时甚至对其他学者不屑一顾，这种“不屑一顾”,又以对于浙学不太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