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在宋代道学中的宗主地位及其历史影响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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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晚上好！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就是来纪念南宋伟大的爱国主义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道学宗主----张栻诞辰880周年。缅怀先贤,弘扬张栻思想,传承民族文化,为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积极的贡献!下面我讲三个方面的学习体会： 一、张栻在宋代道学的宗主地位 张栻是四川广汉绵竹人。父亲是南宋中兴名相、抗金统帅、著名的民族英雄张浚。 张栻出生张浚组织川陕保卫战时的四川阆(lang)中军营中。从小就跟随父亲张浚转战沙场、参谋军事，抗金复国，北伐中原。宋孝宗隆兴年间，张浚组织领导了第二次北伐战争，准备收复中原。一天 ，张栻陪父亲张浚在江淮前线视察，忽报金兵骑至，张浚以城中兵少为忧，问张栻曰：“将何以应之？”张栻说：“惟当率城中军民戮力一战，不得已，则父为君死，子为父死而已。”“ 父为君死，子为父死”，这就是张栻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民族精神，在中国最危急的时候，这两个当时的儒学领袖和民族英雄战斗在最前线，保家为国，其献身精神令人叹服。这也是我们当今社会必不可少且极其缺泛的一种精神。 张浚由于力主抗金，与宋高宗、秦桧等政见不同，被贬，居住湖南零陵（今永州）、谭州（今长沙）等地。由于秦桧等人污蔑张浚要“独霸西蜀”，因此，为了避嫌，张栻虽然出生在四川，却居住在湖南，长期在湖南，很少回四川。张栻自幼勤学，来自父亲张浚的言传身教，莫非仁义忠孝之实；后来尊父命，拜胡宏为师，问河南程氏之学。“先生一见，知其大器，即从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称之曰：“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奋励，以古圣贤自期”，遂得湖湘学之真传，张栻融张浚家学和胡宏湖湘学为一体，形成南轩学，成为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和湖湘文化的奠基人。 乾道元年(1165) ，张栻三十三岁，刘珙知潭州，重建岳麓书院，次年修复告竣，张栻亲撰《潭州岳麓书院记》，刘珙特聘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张栻往来于城南、岳麓之间，从此岳麓书院名盛一时。“一时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者至千人，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当时，南宋中兴有四大儒，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朱熹主教白鹿书院、吕祖谦主教丽泽书院、陆象山主教象山书院,形成“乾淳之盛”的局面，而岳麓书院居四大书院之首。是时,湖湘学渊源最正，学术源之盛，未出湖湘之右者。当时的学子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 湖湘学派的声誉鹊起，引起了理学南传福建的另一大师朱熹的关注，他不远千里前来理论。会讲之日， “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张朱会讲”开创了中国学术交流的崭新形式。据现在的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介绍，当今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是从岳麓书院开始的，实际上是来源于“张朱会讲”，受“张朱会讲”影响的产物。张朱会讲后，朱熹对张栻的学识、人品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南轩文集•序》中认为，张栻的学问“合周（敦颐）、程（颢、颐）、张（载）、邵（雍）性道之渊源，天人之精蕴，而独深其奥、抉其微，与诸子相发明”。并在赠张栻的诗歌中称：“为君高声讴，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并预言：“万化自此流，千圣同兹源”。奠定了张栻和朱熹作为中国哲学史，乃至世界哲学史上两大圣人的地位。张栻和朱熹一并登岳麓山，观日出，一起写的《登岳麓赫曦台联句》“泛舟长沙渚，振策湘山岑。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莽苍谁能寻”这就是一代道学宗主-----张栻的气魄。 淳熙五年（1178年），由于张栻广南西路知静江府的特出贡献，朝廷改任张栻为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安抚本路。史书记载：“公入境，首劾大吏以纵贼者罢之，捕奸民之舍贼者斩之，群盗破胆，相率遁去。公又益为条教，喻以利害….，于是一路肃清，善良始有安居之乐。”由于积劳成疾，淳熙七年二月初二病逝于江陵府舍，享年四十八岁。张栻病重将死，还给宋孝宗上奏折，奏折内容为：“臣再世蒙恩，一心报国。大命至此，厥路无由。犹有微诚，不能自已：伏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图，臣死之日，犹生之年。”张栻遗奏天下传诵之。 史书记载：“讣闻，上亦深为嗟悼，四方贤士往往出涕相吊，而静江（就是现在的广西桂林）之人哭之尤哀。柩出江陵（湖北荆州）老稚挽车号恸(tong)，数十里不绝。”就是说老人和小孩扶着灵车痛哭，数十里相送，这当时老百姓对张栻无比爱戴的真实写照。张栻灵柩运回长沙，与其父亲张浚安葬在一起，相依相伴（湖南宁乡官山）。今年5月3日，经过湖南省政府、张浚张栻思想研究会和我以及其他一些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张浚张栻被墓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栻有“公辅之望”，在南宋的儒学界、军界、政坛上和民间具有极其崇高的威望和影响。 张栻在朝廷做侍讲时，当时著名政治家和学者王十朋向宋孝宗推荐张栻称：“古则伊、周, 今则阁下”，就将张栻与古代圣贤的伊尹、周公相提并论。 张栻在湖北做安抚使时，一天，负责观察天象的司天向宋孝宗上奏：“相星在楚地，甚明”。宋孝宗随口就说：“张栻当之。”这就是说，张栻虽然还没有做宰相，但天象已显示张栻将做宰相，而且宋孝宗也认为张栻可以做宰相了。 宋朝末年的著名学者方回在<南轩集钞序>中认为张栻是一代道学宗主，并分析了张栻能成为道学宗主的主要原因。道学就是后来说的理学，也就是新儒学。方回是这样描述的:“是故能以其身方驾并驱于千古之上，为一世道学宗主，夫岂偶然也哉？然则道之准在呼仁，学之准在呼敬。敬则仁，仁则道，此不可易之,要也。而其所以渐磨视效者，犹有人焉。南轩以魏国忠献公为之父，以胡文定五峰为之师，以晦菴、东莱为之友，而又取法诸古人。其修身也，期以以颜子为准的，著《希颜录；其治也，欲以孔明为准的，著诸葛忠武侯传。” 南宋另一著名学者韩洗则认为： “张敬夫（即张栻的字）卓然有高明处,虽未十分成就,而拳拳尊德乐道之意,绝出诸贤之上.吕伯恭拳拳家国，有温柔敦厚之考教。朱元晦强辩，自立处亦有胆略。盖张之识见，吕之议论，朱之编集，各具所长。” 同时代的好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则认为张栻：“惟公家传忠孝，学造精微，外为军民抽属望，内为学者所依归，治民以宽，事君以以敬，正大光明，表里辉映。自我观之，非惟十驾之弗及。” 张栻的另一个好友，诗坛领袖杨万里十分推重张栻在学术上的造诣，他说“圣域有疆，南轩拓之；圣门有钥，南轩廓之；圣田有秋，南轩获之。” 宋末抗元名将杜杲在〈重修建康张栻祠堂记〉认为：“南轩先生张氏文公所敬。二先生相与发明，以续周程之学，于是道学之升，如江海之沛，妇人儒子闻先生之名者，皆知其为贤。”并认为：“南轩之名，与道俱尊”。杜杲还将抗元的统帅府设在建康张栻祠堂里，杜杲抗元百战百胜。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长沙三次会战的司令部，也设在张栻讲学的岳麓书院，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南宋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岳飞的孙子岳珂也十分敬重张栻的，他在《张宣公书简帖赞》称张栻“淳熙之间，天下为公。”；也就是天下就数张栻了；“公于是时，不下就是张栻的功劳与大禹一样伟大。并认为张栻：“学冠穹壤，名侪岱嵩。万世仰之，曰人中龙。” 张宣公书简帖赞禹功也。诗人:岳珂,朝代:宋 “紫岩之传，原委一忠。 那么，南宋朝廷是怎么认为的呢？宋宁宗时，给张栻定谥号为“宣”，并在下圣旨时认为：公“起千载绝学，负四海重名”；“圣贤不传之绪，赖公复续”。“公以尧舜君民之心,振一世沉溺,以孔孟性理之学,起一世膏肓.” “经曰：天不爱其道。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于天，道固天之道，天不轻以授人，自周公﹑孔子以至孟子，厥后罕传，虽间有经生文士，性理是谈，体用未明，或相矛盾。宋兴百年，濂溪二程发明于前，吕谢游扬扶持于后。义理贯彻，夐出前儒。公与晦痷朱氏，出而嗣之，相为师友，于是演迤溥博，丕阐于世。得其大者，足以名当世；得其小者，亦足善一身。考论渊源所自，公力居多。”也就是在认为张栻是周公、孔子、孟子后第四个获得“天之道”的伟大思想家；并认定张栻和朱熹在“道”传播方面的巨大贡献，同时，认为张栻的贡献要比朱熹大。 二、张栻思想的主要内容 张栻博大精深，按朱熹的说法“非惟十驾之弗及”，我虽然研究了十多年，也只是略知一、二。其思想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上主张抗金报国，匡扶社稷 张栻追随父亲抗金领袖张浚转战沙场，深受父亲张浚忠君报国，精忠大义思想影响。可以说抗金报国，匡扶社稷是张栻毕生的追求和理想。 公元1163年，孝宗继位，张栻“慨然以奋战仇虏，克服神州为己任”（《宗文公集》卷89，《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这时他父亲再被起用（这以前受秦桧等主和派的排斥，被谪贬20年）开府治兵，都督军事，张栻“时以少年，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可综画，幕府之人皆自以为不及也。”（《宋史•道学三》）他秉承父志，反对和议，力主抗金。曾因军事入奏，进言孝宗，激励孝宗“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闵中原之涂炭”（同上），要求孝宗励精图治，革除因循之弊，报仇雪耻，匡复社稷。这次入奏，得到孝宗赏识，于是“乃定君臣之契”。公元1163年，张浚第二次北伐失败后，遭主和派排斥，主动辞去相位，含恨病逝于江西余干回家途中。手书付二子曰：“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 张栻办完丧事，张栻上书朝廷：“吾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异时朝廷虽尝兴缟素之师，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讲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忱恻怛之心无以感格于天人之际，此所以事屡败而功不成也。今虽重为群邪所误，以蹙(cu促)国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开圣心哉。谓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无纤芥之惑，然后明诏中外，公行赏罚，以快军民之愤，则人心悦，士气充，而敌不难却矣。继今以往，益坚此志，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使此心纯一，贯彻上下，则迟以岁月，亦何功之不济哉？” 张栻的主战，同那些不切实际空喊抗金或寄希望于侥幸取胜者不同，他认为，要取得抗金战争的胜利，必须增强自己的实力，要“专务自强”，其关键是得民心，他说：“夫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心。求所以得吾民心者，岂有它哉，不尽其力，不伤其财而已矣。今日之事，固当以明大义，正人心为本。”（《宋史》本传）这样的战略思想，是从根本上考虑问题，不单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从根本上考虑问题，就是要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必须爱护民力，减轻其劳役负担，并且“不伤其财”，减轻其经济负担，让老百姓好好生活下去，如果不爱护民力，减轻人民负担，使老百姓生活不下去，大后方不稳，就谈不上抗金复仇。由此可见，张栻的建议是很有卓识远见的。 （二）理学思想上主张强调“太极”是宇宙的本原，另一方面，又认为“性”是万物的主宰。 张栻哲学思想走在朱子的理学与陆王的心学之间，倡导体用兼备，兼有众家之长，独具特色。张栻哲学具有融心入理的特征，对相关范畴的论述体现了鲜明的辩证法思想。张栻整个辩证法以太极阴阳的对立统一为核心，其辩证法的展开则是“有无”（“道器”）、“义利”（“王霸”）、“知行”等方面的辩证统一。其哲学思想由自然本体到心性本体，再到修养体悟功夫的发展，最终实现下学与上达的协调，道德性命与切于日用的辩证统一。张栻的哲学思想的辩证观对宋明理学，乃至后来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了显著而独特的贡献，是理学乃至中国学术史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一环。张栻辩证法思想对后世学者的启示，如对李贽的义利观、对王阳明和王夫之的知行观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他们或多或少地通过继承和批判张拭的思想，完善和发展自身的理学体系。 张栻作为一个理学家，对宇宙的构成、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化生变化，特别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组织一个和谐而理想的社会，都进行了苦思冥想，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三）教育思想上主张成就人材，成道济民 张栻在《重修岳麓书院记》说：“侯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记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自达，故有赖圣贤者出。三代导人，教学为本，人伦明，小民亲，而王道成。 （四）在社会治理上主张明人伦，建立良好的人伦秩序 张栻认为：“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为人之道者，以其父子之亲、长幼之序、夫妻之别，而又有君臣之义、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民。嗟夫！人伦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废，废则男随之，然则有国者之于学，其可一日而忽哉。” 张栻在《邵州复旧学记》说：“然尝考先王所以建学造士之本意，盖将使士者，讲夫仁义礼智之彝(yi乙)，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以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事盖甚大矣！而为之则有其序，教之则有其方，故必先使之从事於小学，习乎六艺之节，讲乎为弟为子之职，而躬乎撒帚﹑应对﹑进退之事，周旋乎俎(zu组)豆羽籥(yue月音,古笛子)之间，优游乎弦歌诵读之际，有以固其肌肤之会，筋骸之束，齐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谓大学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进焉。至於格物知至而仁义礼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皆以不乱；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后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后世之学校，朝夕所讲，不过缀缉文辞，以为规取利禄之计，亦与古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养成就之者，夫岂端为是哉！” （五）在经世方面主张经世致用、躬行践履 张栻有较为突出的经世致用思想，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整个宋代文化的大繁荣和大发展。 重躬行践履是张栻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内涵。张栻开宗明义地指出：“圣门实学贵于践履，隐微之际无非真实。” [1]强调儒家圣门的实学贵于躬行践履，隐微之际的事物都是真实的。这表明，重践履的务实精神，贯穿于张栻的实学思想之中。张栻据此批评了当时重知轻行，忽视躬行践履的学风。他说：“近岁以来，学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所谓知而已。’而于躬行则忽焉。故其所知特出于臆度之见，而无以有诸其躬。识者盖忧之。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发之故也。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历考圣贤之意，盖欲使学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 [2]张栻指出，离开了躬行的所谓知，仅是一种臆度之见，是不完全的认识。张栻反对出于“臆度之见”的知，强调知与行互发并进。这种知与吾心固有的良知，显然不是一回事。良知是人心固有，非缘事物的知，而张栻反对臆度之见，主张知行互发的知却是不能离开躬行而存在的知。一离躬行，知便成为臆度之见。可见，张栻提倡知行互发，知行双方互相依赖，不得脱离。并且他指出：“声气容色之间、洒扫应对进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它求乎？” [3]把洒扫应对的日常生活之事作为致知与力行的共同之源。其所谓知，便是对日用之事的认识，而与吾心固有的良知是两码事了。以上可见，张栻的认识论主张知行互发，反对忽视行。进而，张栻强调：“若如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耳。” [4]认为离开了躬行践履的知，仅是一种臆度之见，是不完全的认识。这种重躬行践履的学风，是张栻实学思想的一大特色。 张栻则批评了当时重知轻行，忽视躬行践履的学风，指出离开了躬行的所谓知，只是一种臆度之见。强调要把所知付诸践履，否则，如果不践履，则是未尝真知。这种重躬行践履的学风，不仅是张栻思想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亦是理学特征的体现。张栻认为，即使是圣贤也是有欲的，这难道不是平常的人情吗？由此他主张道义不能离开欲、利而存在，物质利益是人人所追求的。他说：“人孰不欲富贵，此言人情之常也。谓圣贤独不欲，则岂人情乎？” [5]指出追求富贵等物质利益，是人情之常，即使圣贤也不可避免。如果离开了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利益和人欲而空谈仁义道德，这是张栻所反对的。他说：“义利交战，卒为利所夺；君子小人相好，卒为小人所汩。盖亦理势之必然。” [6]张栻承认，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这种现象，即利不仅不被义所埋没，反而战胜了义；高尚的君子也最终陷入小人之中。这说明，物质利益和欲望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们主观意志的好恶为转移，人们想要否定它，也是否定不了的，利的存在是“理势之必然”。在义利关系上，张栻虽重义轻利，但不完全抹煞利，而是把利纳入义的包容之中，在行义的同时，自然就体现了利。他说：“盖行仁义，非欲其利之；而仁义之行，固无不利者也。” [7]张栻指出，行仁义并不是为了获利，但在仁义推行之时，利也就在其中了。给利留下了一定的位置。由此张栻反对空谈仁义，“一切不为”的思想，主张在循理的原则下，解决具体的日用问题，把利包容在义之中，而不是把利排斥在义之外。他说：“铁钱事如何计？循其理而为之，不若它人做工作事也。大抵今日人才之病，其号为安静者，则一切不为；而其欲为者，则又先怀利心，往往贻害。要是儒者之政，一一务实，为所当为，以护养邦本为先耳，此则可贵也。” [8]这里所谓号为安静，一切不为，即指空谈仁义，不做工作事的人。所谓先怀利心，即指一事当先，先考虑自己私利的人。张栻对这两种倾向都加以反对，他所主张的是既要务实，又不怀利心。对于铁钱等涉及国计民生的实事，要求实际务之。张栻的这种留心经济之事，不尚空谈，主张“求真务实”的思想，是其实事求、经学致用思想的具体表现。 （六）在执政方面主张关心民众疾苦，惩处贪官污吏 张栻居官期间，廉明清正，关心人民。每到任，常“问民疾苦”，调查当地“利病”，认真改革地方的弊政，减轻人民的负担。公元1171年，湘中大旱，农民大量逃亡。张栻对此种情况十分关心，当时朱熹正在兴办“社仓”（由封建国家的地方政府，组织筹划，掌握部分必需的生活资料，在青黄不接之际贷给农民。年成不好，则利息减半，遇饥荒年则全免利息，然后用产品偿还）。他十分赞同这种作法，认为它能减少农民流徙，还能阻止大地主的高利剥削和土地兼并。张栻提出了“薄赋宽民”的主张。公元1169年除知严州，到任即访民疾苦，首以丁盐钱捐太重为请，得蠲(juan涓)是岁半输”（《朱文公文集》卷89）。他在江陵时期多次弹劾了信阳守刘大辩“估势希赏，广招流民，夺户熟田”，他清楚地知道刘大辩有后台支持，冒着丢官的危险，要求朝廷论其罪，表现了他“勇于从义”的无私无畏精神。张栻作为一个的清官，对贪官污吏十分痛恨。在任荆湖北路转运副使、知江陵期间，竟“一日去贪吏十四人”。 三、张栻思想对于湖湘学和蜀学的影响 在张栻的影响下，湖湘弟子把重视“经济之学”作为“践履”的重要标准。他在岳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弟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李肖聃《湘学略》说：“南轩进学于岳麓，传道于二江（静江和江陵），湘蜀门徒之盛，一时无两”。《宋元学案》中介绍南轩门人及再传弟子，成器者达数十人。其中有“开禧北伐”功臣吴猎、赵方，官至吏部侍郎的“忠鲠之臣”彭龟年，组织抗金、“锐志当世”的游九言、游九功兄弟，善于理财，整顿“交子”（纸币）卓有成效的陈琦，“光于世学”的理学家张忠恕等。他们都是张主教岳麓时的学生，被称之为“岳麓巨子”，他们真正践履了张拭的“传道济民”的理想，其学术和政治活动使湖湖学派更加流光溢彩。 《宋元学案》记载：“南轩先生岳麓之教，身后不衰”。“张门弟子多有蹈仁义而死者，少有求生而害仁义者。宋末抗元之役，衡麓诸生，荷戈登陴，以血正义，亡之十九，昭著青史。” 黄宗羲曾评价张栻的思想是“见识高，践履又实。”正是这种思想，对后世学风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明清到近代，长沙及整个湖南地区在湖湘学派教育背景下，产生了一代又一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这是一个令人惊叹而又深思的历史现象。 张栻讲学于湖湘，蜀人多从之，不少蜀中弟子从学张栻后又回到巴蜀讲学，传播了张栻的理学思想。另有一些巴蜀学者则私淑张栻，以求南轩之学为己任，在这个过程中，也传播和发展了张栻的思想，这就促进了宋代巴蜀理学的持续发展。全祖望指出，张栻的巴蜀后学不亚于其在湖湘的弟子。全祖望曾评论说：“宣公（张拭）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宇文绍节）、范文叔（范仲黼）、陈平甫（陈钧）传之人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兼山（黄裳）、杨浩斋（杨子漠）、程沧洲（程公许）砥柱眠峨，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绪”。（《宋元学案》卷七十二《二江诸儒学案》）史载“淳熙嘉定而后，蜀士霄夕续灯、再聚签以从事于南轩（张拭）之书，湖湘反不如也“。张栻之学除盛行于湖南一带外，还回流巴蜀，当时两江有九先生，都是传张栻学说的南轩弟子或私淑弟子，讲学二十年之久，其中以范仲黼(fu)为最著名，“乾、淳以后，南轩之学盛于蜀中，范文叔为之魁。”（《宋元学案·两江诸儒学案》）一些来不及直接 师事张栻的巴蜀学者，纷纷通过范仲黼(fu)而私淑南轩，得到并传播了张栻的学说，使得理学在巴蜀流传开来。又经过魏了翁、虞刚简等私塾弟子的继承发扬，理学在巴蜀确立了其在学术界的主导地位。范仲黼(fu)等人从学于张栻，而张栻之学已由蜀学学统转入二程学统，自此范氏诸人则成为二程之后学，入于洛学学统。同时，范仲黼(fu)等人使张栻之学返传并大行于蜀中，形成了蜀学再盛的局面。此时的蜀学即巴蜀地区的学术与时代学术的发展相呼应，已转入理学思潮之中。 四、张栻思想在近代的主要影响 近代，由于满清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一大批仁义志士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物，这其中又以湖南人群为代表。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近代的湖南人怎么在这么大的口气。其根源就在湖湘文化，而湖湘文化的奠基人就是张栻。有个叫文希的现代学者说，如果说近代中国历史有一大半是湖南人写就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国近代史的一半半就是张栻创立的城南书院的学生写就的。湖军统帅、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就是城南书院的著名学生，曾国藩起兵镇压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主要反对洪秀全以基督教文化代替儒家文化。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后，汉人才真正撑权，曾国藩给张栻重新修墓，并在墓碑篆刻：“高瞻远瞩”四个大字，明世宗皇帝下圣旨：命名张浚张栻葬地龙塘为“官山”,同治皇帝下圣旨：“大小文武官员，至此止步下车”参拜。张栻曾说“吾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清王朝却十分敬重他，将他尊为圣人。张栻就是这样一个连他的仇敌都十分敬重和爱戴的伟大思想家。 还有中兴名将、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左宗棠，左宗棠是抬着棺材上战场的；辛亥革命元勋黄兴； 民主革命家陈天华 ；开国领袖毛泽东、党的早期领导人蔡和森 、党和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任弼时， 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 。这些响亮的名字，都毕业于城南书院。岳麓书院有个著名的对联“于楚有材，于斯为盛”，而杰出思想家王夫之 、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 维新变法干将谭嗣同 、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宋教仁，讨袁护国战争的领导人蔡鄂将军 等近代著名人物均出自岳麓书院或于岳麓书院有渊源。可以说，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是近代湖南人才的摇篮。而这个两个摇篮都拥有一个杰出灵魂人物和导师----张栻。在这些杰出人物青年时期，在其世界观刚刚形成阶段，就受到张栻爱国保民、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等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在城南书院读书工作八年之久，可以说毛泽东能成为开国领袖，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主要是与城南书院（即湖南一师）所受到的教育有关。也就是说受到张栻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和肖子升一起到长沙宁乡张栻墓去祭拜；毛泽东在读书期间追寻张栻留下的足迹，他在1916年冬写的《登云麓宫联句》有云：“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 赫曦联韵在是指张栻和朱熹写的登岳麓山赫曦台联句；千载德犹馨是指千年以后张栻和朱熹的道德文章不依然美好芬芳。 近代，张栻思想不但在湖南有有影响，在四川也影响一大批仁人志士。维新变法六君子之一，杨锐 就十分敬仰张栻，他作诗歌颂张栻：“高天仰北斗，正学崇南轩”。南轩是张栻的号。对张栻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五、学习和弘扬张栻思想,积极推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就我们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梦想。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五千年文明一直延续，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唯一一个没有中断文明的国家，但这主要是从文化角度上来讲的。其实，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亡国，第一次是1127年女真族灭北宋，靖康之耻；第二次是1279年元蒙灭南宋，厓(ya)山之战，南宋十几万军民跳海殉国，“厓山之后无中国”；第三次是116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女真族第二次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由于是落后的小民族对大汉民族的统治，闭关锁国，思想禁锢，中华文明开始落后于西方文明。 当今社会，我国的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社会道德和文化等方面还存在这样或那样严峻的问题，环境严重污染，道德面临溃崩，人们对社会充满了迷惑，人人觉得自危，一些血腥的场面和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随处可见，触目惊心，不信，大家打开网页就可以随时看到。中华民族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道德危机和人伦秩序混乱的局面。我们的党中央充分的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在积极的坚决的采取有力措施,拨乱反正,传承正能量。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先生，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他有句著名的话，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顾炎武先生还有另一个著名的观点，给“亡天下”下定义。面对满清入主中原，取代大明统治中国，遭到汉人的顽强抵抗。但满清统治者顺应历史湖源，尊重汉文化，崇拜张栻、朱熹等理学领袖。比如，顺治帝还把《张栻文集》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使节，使汉民族文人和绅士得到一定安慰。因此，顾炎武先生认为，满清统治，只能说是亡国，不能叫亡天下，亡天下有三个标准：一是仁义阻塞；二是率兽食人；三是人争相食。 看看当今之中国之现状，大家不能不去思考。面对中国复杂而严峻的形势，我们该怎么办？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梦”的倡想。面对强敌入侵，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民族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天地之道不息，则张朱之教不朽。”这是清代学者龙骧(xiang)对张栻、朱熹思想的高度赞扬。就是说张栻和朱熹教化是与天地运行之道并行的。 如果说张栻在南宋领导了中国第一次文化复兴运动，影响了中国、亚洲乃至世界历史和文化八百载的话，当今的中国则需要再次文化复兴，复兴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首要前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结合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以及民主法治思想，创立现代儒学思想，这是我们当代人的历史使命。而中国再次文化复兴，当从弘扬张栻思想，学习张栻伟大精神开始。 （一）学习张栻匡扶社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人格 南宋诗人刘黻 在《四先生像赞·南轩张宣公》称张栻是“ 维世之模”。南宋大诗人，张浚弟子，张栻好友杨万里谓"紫岩父子，无一语不相勉以天人之学，无一念不相忧以国度之虑"。抗金报国，收复中原是张栻毕生的追求。正如他自已在遗奏所写的那样：“臣再世蒙恩，一心报国”。岳麓书院千载文化传承，爱国主义是其主要精神。南轩之教，身后不衰，主要是指南轩的爱国义主义精神，无论是宋末岳麓诸生抗元，还是王夫之抗清、黄兴搞辛亥革命、毛泽东追求救国救民之真理，都是在继承和发扬张栻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从来不是空洞，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有时需要付出生命代价。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后，积极宣传抗金思想，表现出了与“金虏义不同天日”的坚定立场，并将之贯穿到教学活动和理学研究之中，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以张栻为主形成了一个爱国主义湖湘学派团体，《宋元学案》记载这个团体共有33人，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抗金斗争中都有过突出表现，其中以李壁、吴猎、赵方最为突出，担任对金作战部队的重要首领，史称他们“见义必为，勇不可多”“无日不战，无战不胜”。南宋末，元兵南进，老师尹谷不顾个人生死安危，仍率领学生聚居而学。元将阿里海牙兵围长沙，尹谷为示抗元之志，鼓励学生及全城将士、百姓奋勇参战，全家纵火自焚。尹谷死后，学生甚感悲痛，“诸生数百人往哭之”（《宋史·尹谷传》）。学生在老师的行动感召下，与抗元将帅一起“乘城共守”（《宋元学案·南轩学案》）。后来，不幸城被攻破，大批学生战死。《南轩学案》称：“死者无算”表现出英勇不屈的爱国主义情愫。200多年后的明代，著名文学家李东阳至岳麓书院游历，追述此事时尚说：“潭人至今道其事，犹慷慨泣下”。抗日战争期，数百万将士用生命去保卫中国的国土和人民的生命，就是爱国主义的具体体现。在当代，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努力工作也是爱国主义的具体体现。我工作二十多年了，走访了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十几个国家，我的一些朋友和同学也移居海外，有的也邀请我去定居。虽然这些国家生活条都不错，但它毕竟不是我的祖国。我在想：祖国有难，我们这些人都移居海外，谁来拯救祖国母亲，谁拯救和唤醒苦难的民众。这就是我们现在纪念张栻，研究和弘扬张栻思想，倡导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真正原因。 （二）学习张栻成就人才，传道济民的教育思想，扭转学风不正的局面； 张栻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成就人才、传道济民，反对教育的目的是“为决科利禄记和习为言语文辞之工。”张栻的教育思想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现代的中国教育制度主要的问题是缺少了灵魂和目标，不少人是为了将来升官和发财，或者移居海外去学习。一位大学教育呼吁：现在中小学生都成了考试机器了。这就是中国教育的现状。要改革中国的教育现状，首先要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学习张南轩的教育思想，改变教育的宗旨。学习和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了言语文辞之工，而是为了成就人才，传道济民，为人民服务。对全国的教师进行张栻思想的再教育的非常必要，通过对老师的教育，从而达到对广大学子的教育目的。 （三）学习张栻重教化明人伦的思想，恢复中国的人伦秩序 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人进行教化，明人伦。张栻认为兴办学校的主要目的是“明人伦”，“人伦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废，废则国随之”，故“有国者之于学”，“不可一日而忽。五伦思想，与天地并行。当今主要问题是对人没有进行人伦教育，没有进行人伦教育的“人”，实际与动物没有多少区加别，甚至不如动物。比如，为了一点小事，在大街上到处休杀人，成都发生了一例，北京也有，山西也有。亲人之间互相仇杀，安徽淮南一个老人就亲手杀死了儿子、儿媳妇、孙子；山西的婶婶挖掉侄子的眼睛；而且还有不少到中小学滥杀无无辜儿童和学生的事情发生。这种情况的发生，说明我们没有进行人伦教育，是人伦秩序混乱的突出表现。 在中国传统社会，政府官吏不但做官治理社会，还有一个重要职能是社会教化职能，是道德的表师和模范。所谓父母官，就是以父母之心对关心民众，爱护民众，这是一个很高的道德要求，并非什么封建意识。如果当今中国的官员都能以父母之心对待民众的话，中国的社会秩序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样子。 举个例子，2011年10月，有个叫王悦的小故娘被车撞了，生命垂危，18名路上过去没有一个管。如果在传统社会，这个地方主要官员肯定要被撤职。为什么呀？因为，教化出了问题，你不配做父母官。 其实，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宋以后历代王朝，国家的治理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尊崇道统，以孔子、孟子、两程子、张栻和朱熹的思想为指导；二是治统以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治统的行为要符合道统，对治统予以有力约束；三是乡绅和家族自治，民间活动和老百姓由乡绅和家族给予引导、管理，充分发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道德的引导和约束作用。因此，在传统社会，除了战争和灾荒年代，一般老百性的日子是比较好过的，比较自由轻松，人与人、人与官府、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和谐。蒋介石就曾经感叹过，民国社会风气不如清政府好，当今社会更就没法比了。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云南丽江、安徽黄山西递宏村、山西平遥去看看，感受一下中国古代人的生活场所，虽然这些地方在古代是一般老百姓生活的地方，现在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过，要亲身感受中华传统文明，则要去日本、韩国和台湾，这三个地方是保留中华传统文明最好的地方。 （四）学习张栻经世致用、勤政为民的作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张栻重视民生，勤政爱民；反对侈靡之风，提倡简易朴实；重实事实功，整治贪腐；德刑结合，重视道德教化；内修外攘，爱国献身等经世致用的事功修为集中体现了他的经世致用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张栻的经世致用思想提倡实用，反对流于“虚文”的形式主义。他说：“凡所以施惠于民者，类非虚文，皆有诚意存乎其间。千载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南轩集·文帝为治本末》）主张施行惠民政策，要体现出诚意，而非形式主义的虚文。这样才能够在千年之后也能查寻而不可掩没。并指出：“务为实用，不汨于习俗。”（《南轩集·直秘阁詹公墓志》）主张务为实用，不为形式主义的习俗所扰乱。 张栻从民本爱民思想出发，反对凌驾于百姓之上的官僚主义。他说：“上骄慢以残其下而不恤也，……有司视民之死而不之救，则民视有司之死而亦莫之救矣，此其所以为得反之者也。然则于此，其可不深自省察而以行仁政为急乎！君行仁政而以民为心，民之疾痛疴痒无不切于己，则民亦将以君为心，而亲其上，死其长矣。”（《孟子说》卷一）批评官吏见死不救，骄慢对下而不体恤民众的官僚主义，主张行仁政，检讨省察官吏对老百姓的态度，以百姓之心为心，关心民众“疾痛疴痒”之疾苦，这样百姓才能以君为心而亲其上，形成君民关系的良性互动。 张栻反对享乐主义。他说：“节礼乐者，进反之义，乐节礼乐，则足以养中和之徳；乐道人之善，则足以扩公恕之心；乐多贤友，则足以赖辅成之功。是乌得不日益乎！乐骄乐则长傲，乐佚游则志荒，乐宴乐则志溺，乌得不日损乎？损益之原，存于敬肆而已。”（《论语解·季氏篇》）批评享乐主义，认为追求享乐，将会带来长傲、志荒、志溺的不良后果。 张栻提倡以忠厚爱民作为其职守，“其为政大体本于忠厚爱民，不苟其职，而不为赫赫名利之为。”（《南轩集·䕫(kui奎)州路提㸃刑狱张君墓志铭》）以忠厚爱民为从政之本，把爱民落到实处，尽职尽责，一丝不苟，不去追求那种世俗的显赫名利。由此张栻的经世致用、勤政爱民的作风，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民众的拥戴和赞誉，而且对今天纠正不良社会风气也是有所启示，而值得借鉴的。
我的发言讲完了,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胜意!谢谢!
2013年10月17日张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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