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设：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探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英国学者李约瑟说：“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家（二程、朱熹）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换句话说，新儒家这一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义的，但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一种综合层次的理论，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吸引先进的知识分子主动接受其思想和学说，在古老的东方大国成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使中国人民生活整体脱贫，实现小康，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奋斗纲领-为人民谋利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理想”相一致；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锋队性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品格具有内在一致性。因而，我们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可以为当代中国熔铸出新的时代精神。

为人民谋利益与“天下大同理想”

马克思主义的奋斗纲领是解放劳苦大众，为人民谋利益，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最高纲领是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优良的政治基因，这个优良政治基因体现在《礼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社会；体现在孔子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仁者情怀；体现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体现在张载的“民，吾同胞；-----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和他激情澎湃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言壮语中；体现在二程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至公无私，大同无我”“天理至公”“廓然大公”的哲学思考中；体现在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中。

上世纪20年代，当马克思主义学说出现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大地时，立即受到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的、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为苍生救苦救难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拥护，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事业中来。试看当时积极投身革命的志士仁人，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是毛泽东、周恩来，无不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有着普济天下苍生、为万世开太平宏图大志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他们的儒者理想，一旦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结合，便熔铸出改天换地、为人民谋利益的新时代精神，最终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体现大同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先锋队性质与君子品格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立党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就注定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是一群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宗旨、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先锋队。这一先锋队所体现的奉献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君子品格、圣贤境界有高度的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君子品格、圣贤境界体现在《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刚健自强精神和厚德载物品质；体现在孔子“智仁勇”三达德的君子风范；体现在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生境界；体现在二程的 “至公无私，大同无我”“有欲则不刚，刚者不屈于欲”的浩然之气；体现在朱熹的“善与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的公私观；体现在陆九渊的“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公心，圣贤所以为圣贤者，不容私而已”的圣贤思想。

当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解放的奉献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君子品格相融合，便淬炼出当代共产党人的时代精神。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先驱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毛主席将“民胞物与”转化为为人民服务；将儒家的道德自律转化为批评与自我批评；将《仁学》之心力说转化为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个时代精神在战争年代是慷慨赴死、英勇就义；在建设时期，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改革开放时期，是顽强拼搏、奋勇争先。毛主席所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就是这种精神的写照。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儒家以人为本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将二程的至公无私、大同无我”新儒家的公心思想，转化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如何保持为人民的初心不变，如何驾驭市场经济而不被腐蚀，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了“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衡量党性强弱是公私二字”的思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公心理念，升华为执政党的鲜明政治品格，高扬起立党为公的旗帜，续写了新的时代精神。

推进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融合

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为目标追求的，是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的。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在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以公天下为本质、以责任意识、他人优先为基本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核心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融合，将为中国社会熔铸出新的时代核心价值。

仁爱是孔孟儒学为中国古代人确立的核心价值和精神境界，大公思想是二程天理至公新儒学的核心理念，是二程为中国人提供的超越一己之私而建立的精神信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力弘扬仁爱大公思想，将有利于解决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带来的价值观错位、人化物而带来的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精神信仰迷失的问题。

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仁爱精神，培养浸润着儒家精神的公民道德。市场经济极大地调动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和热情，在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人只顾个人利益而不顾他人利益，甚至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等不良道德行为。儒学的仁爱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高度融合的，前者是后者的文化渊源，后者是前者的当代价值体现,从一定意义上讲，当代共产党人是儒家精神的“日用而不觉”的实践者。要将仁爱精神升华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的道德金律，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要有仁爱之心，不损害他人利益，这是基本的道德要求；个人事业成功的同时，要帮助他人也成功，这是高层次的公民道德要求。

要在公务人员中弘扬浩然之气、大公精神。浩然之气充盈的大公精神，即要有见得思义，视不义而富且贵如浮云之气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务人员既要参与其中，又要有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尤其要有拒腐蚀、保节操的能力。而儒家精神中的士大夫精神、廉洁节操、廓然大公的精神境界，是公务人员道德思想的精神滋养，这种精神滋养与共产党人的党性教育的有机结合，将培养出出淤泥而不染、具有至公无私，大同无我思想的新时代公务员阶层，从而引领社会风尚。

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以公心为魂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一个人的思想价值取向，是为公还是为私，是决定一个人价值取向的内在标准。人都有趋利之心，为我之心。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为了私利见利忘义、贪污受贿、行贿无所不用其极，就是价值观扭曲的表现。而以二程为代表的新儒学的公心思想，可以为普通民众的社会公德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公与私的关系问题不仅涉及到公共管理人员，也渗透在普通民众的私人领域。普通民众谋取个人利益、为个人利益而奋斗是正确的，应当鼓励的。但在谋取个人利益时不能侵害他人利益、公共利益、国家利益，这就涉及到公心和公德问题。普通民众要做到公私分明，既敢于争取个人合法利益，又要有在他人、集体、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有公而忘私、克己奉公、甚至舍己为公的公心。这也是现代公民公德建设的应有之义。

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儒家爱国思想，形成新时代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儒家的爱国思想源远流长，“临患不忘国，忠也”“图国忘死，贞也”（《左转 昭六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左转 哀公四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 卫灵公》）“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礼记 儒行》）汉代董仲舒提出“安社稷、利国家”，二程提出“至公无私 ，大同无我”“以身许国”，朱熹提出“古人做事，苟利国家虽杀身为之而不辞”，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则是古代爱国思想的典型表达。而文天祥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憾”，则是儒家思想所孕育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报国、献身精神的体现，更说明儒家经典是培养爱国、报国、献身精神的源泉。儒家爱国思想与当代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爱国志士仁人形成的以身殉国、慷慨赴死的革命精神相结合，将成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浇灌人们心灵荒原的甘泉，激发起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要在全社会大力倡树利不妨义的价值理念。义和利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义利之辩在中国儒学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以义制利、先义后利、利不妨义、舍生取义是儒学倡导的理想价值追求，代表了儒学乃至古代社会高扬的道义精神。儒学的义利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具有创造性继承与转化、发展、升华的时代价值。

重义轻利、见利思义、先义后利是孔子义利观的核心内容，奠定了儒家义利观的基本格局。“子罕言利”（《论语 子罕》）是说孔子很少谈到利。“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 里仁》），表明了孔子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福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 里仁》），体现了孔子“见利思义”的价值取向，人不能不考虑利益，但在遇到利益的时候，要思考是否符合“义”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 述而》）他在君子有九思中说“见得思义”。“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 （《论语 颜渊》）樊迟问如何提高人的道德品质，孔子说，这个问题问得好，先做后得、先义后利，不就是道德崇高的人吗？体现了孔子先义后利的思想。当然，当遇到义和利处于不可调和的时候，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面临选择时候，孔子倡导的则是“杀身成仁”，以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来成就民族大义!

孟子的义利观与孔子相比，有鲜明的舍生取义的特征。孟子豪气干云、激励了无数志士仁人的话是“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当然，孟子也并非否定人的物质利益，在符合道义的前提下，应该去追求个人利益。孟子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意思是，如果得来的财富不合道义，即使是一筐饭也不能接受，若果符合道义，像舜接受尧的帝位，也不为过。

二程的义利观是对先秦儒家义利观的继承与发展。二程在继承孔孟先义后利的基本精髓的基础上，将义利观纳入道德修养的范畴，深刻地指出了义与利的实质是公与私的关系，并提出了利不妨义的基本道义理想，成为普通民众的基本道德原则。程颐说：“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二程集》173页）在他看来，义就是利，一个人做出了为他人、为社会有益的事情，有正义之举，就会给人带来利益，而自己也会心安，也会给自己带来利益。这句话实际上是说义中蕴含着利，义与利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程颢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二程集》124页）《易经》说“利者义之和”，就是说，利是在义的前提下出现的，是义的结果，而不是义的前提，用义去获取利是可以的,义与利是统一的。以义为利，以义致利，是人们行为处事的根本原则。在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程颐有句话，讲清了二者的根本区别：“富，人之所欲也，苟与义可求，虽屈己可也；如义不可求，守贫贱以守其志也。非乐以贫贱，义不可去也。”（《论语解》《二程集》1144页）

儒学尤其是以二程为代表的新儒学的利不妨义的思想，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义利关系具有启迪价值。社会公民个人在追求私人利益的时候，不能损害国家利益，而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勇于舍己为国，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对从事公众服务的公务员来说，不以职谋私、不以权谋私，做到克己奉公，一心为公，公私分明是基本的道德操守，是公务员的天理良心，其最高的境界就是公而忘私、大公无私。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想目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大同”理想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立党宗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的君子品格的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熔铸出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出仁爱大公、无私奉献的新的时代精神。

【作者：吴建设，河南嵩县人社局原副局长，现为中华孔子学会二程与洛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长期致力于二程理学当代价值研究；出版有《河洛大儒》（二程传记）《二程理学思想新解》《两程故里理学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