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川陕抗金的伟大历史意义

张浚川陕抗金的伟大历史意义

刘师健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03）

摘   要：张浚经略川陕三年，基于维护南宋中央政权的统治权威，军事上整治川陕诸军，为减轻东南军事压力，在西部牵制金兵，对宋金对峙过程中双方均势的维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富平之战作为南宋与金正面交锋的一场大规模战役，虽以失败告终，但因张浚的不懈努力，成功达到了宋高宗要求将金军主力调离江淮战场的目的，以致金主将完颜宗弼及所部精兵多年后一直滞留在川陕战场，极大减轻了金军在江淮地区对宋高宗新政权的压力，为南宋朝廷立足江南赢得了充足的时间。张浚全权经略川陕，对宋金对峙过程中双方均势的维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是成就南宋卫国战争胜利的历史伟人。

关键词：张浚；川陕战区；富平之战；保全巴蜀

张浚（1097-1164），字德远，号紫岩，汉州绵竹人，徽宗政和八年（1118）进士，高宗、孝宗二朝右相，抗金名将。经略川陕三年，对川陕地区乃至整个南宋初期的抗金斗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富平之战的失败，使关陕六路尽入金人之手，导致四川暴露于金人的铁蹄之下，由此对张浚本人以及整个南宋政权形成冲击。实则，建炎变局稳定之后，南宋对金军事局势发生转折，由之前的妥协退让转向为开始准备抗金军事防御举措。对张浚的川陕经略要联系南宋当时的国家安全进行具体分析。鉴于此，本文将张浚的政治军事活动放置于南宋初期政治军事大背景之下研究，依次分析川陕战区在南宋抗金斗争中的地位、张浚在川陕战区的主要军政决策与川陕战区的变局，以期在大历史观的背景中，通过对史料的重新解读和诠释，给予张浚经略川陕一个客观的阐述与评价。

一、川陕战区与南宋国家安全的关系

川陕战区是南宋与金长期对峙的前沿地带，地位重要，南宋以其为兴复中原和保护东南的基地与屏障，金以其为突破口，南下侵占南宋。川陕战区局势的发展，事关南宋初期政治军事的演变与宋金和战，可谓影响深远。

其一，从南宋川陕战区与国家的安全关系来看，川陕地区具有抵御金军南下的屏障作用。由此，占据川陕战区，以稳固南宋的政权统治，多为时人所关注。建炎年间，金军南下侵宋，高宗南逃，意欲以建康为根据地，居安东南。抗战派李纲（1083-1140）就极力反对，他认为“车驾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立，建康为下”，“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汪若海亦指出：“天下者，常山蛇势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陕。”这些议论中，均道出了川陕战区对南宋国家安全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建炎三年（1129）五月，金人南侵，张浚即“谓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在他看来，占据汉中，就可以拥有关陕地区精兵健马，据此依赖川蜀地区的物资、荆襄地区的财富，由此而可实现中兴的伟业。鉴于川陕地区战略地位的极端重要性，因而，时人对张浚出使川、陕，以及请求高宗西巡，以号令中原的提议，即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认为这是“中兴之宏归也”。

其二，从南宋初期与金战争、对峙的情形来看，川陕战区在南宋防御体系中，起着防御外敌、保护中央政权的作用，其安危直接关系着东南的安全和中央政权的存亡，是谓“无蜀是无东南也”。冯时行（1100-1163）绍兴初年上书岳飞时，就提到川陕战区的守卫与东南安全的关系，他认为“朝廷自渡江以来，十余年间，金人竭力相图，而终不得志”，是川陕与东南之间“势如柱石相扶，首尾相应”，“设使此虏今冬遂得川蜀，控带上流，俯视吴、楚，是犹一柱已摧，而余柱皆侧，其首已断，其尾可知……四川一失，东南利害愈重，不待言而可知”。这也就是说，南宋多是守多攻少的防御状态，如果川陕战区被敌军突破，东南地区的安全则无法得到保证，中央政权则更是危如累卵。

其三，从金军进攻策略来说，川陕战区亦极为重要。金军极为重视川陕地区。南宋初年，金军在全面进攻南宋失败之后，由此改变战略部署，将全面进攻改为东守西攻，命右副元帅宗辅前往洛阳治兵，将宗弼所率金军主力西调，企图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川陕。金太祖下诏南伐时，关于进攻策略，金廷中即有诸将认为“陕西与西夏为邻，事重体大，兵不可罢”，“宜先事陕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后取宋”。由金军南下军事策略的转变，即可见出，川陕战区与南宋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从上可见，南宋与金都将川陕战区视为必取之地，其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正因如此，张浚经略川陕，以抵御金军对川陕的大规模进攻，对宋金战争局势的影响诚可见一斑。

二、张浚的军政政策与富平之战

基于川陕战区在抗金斗争中的关键性战略地位，为防御金军由陕入蜀威胁东南，建炎三年（1129）五月，南宋政府在平定苗刘之变之后，即派遣张浚担任川陕京湖宣抚处置使，“总中外之任”，以川、陕、京西、湖南、湖北路为辖区，负“半天下之责”，享有“便宜黜陟”之权，直接统领诸将，指挥抗金战争。

（一）富平战前川陕情势（1127-1130）。从金军方面看，建炎初期，金人打算以主力进攻东南，意图一举歼灭初生的南宋政权。但金军在东南的战争处处遇挫，进展不顺利，尤其是建炎四年，宗弼率领金军南下追击宋高宗，高宗南逃海上，宗弼恐孤军深入，有腹背受敌之险，于是率领金军大肆烧杀抢掠之后，北撤，在建康北部黄天荡又遭到韩世忠部的截击，大为受挫。此时，娄室在西线的战争节节推进，先后攻陷长安、凤翔府、陕州、华州、陇州、秦州等地。这一时期，金军在川陕战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异常艰辛，东南金军主力备受挫折，宗弼等人在东南一举歼灭南宋的意图受挫，于是改变策略将进攻主力由东南转向川陕战区，特令右副元帅宗辅为陕西主将，并抽调渡江南征战失利的宗弼前往，“当并力攻取”，全力攻陕，企图由陕入蜀，控扼长江上流，以谋取南宋政权。

从南宋方面而言，建炎年间，对于金兵南下进攻，南宋诸军“率望风奔溃”，但在川陕战区，陕西五路兵力雄劲，且有不少骁勇战将，如李彦仙扼守陕西，“以孤城扼其卫再逾年，大小二百战，金人不得西”；吴玠于彭原店阻击金军，“撒离葛惧而泣”，曲端在陕西“有重名，陕西人为之语曰：有文有武是曲大”，而且“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这让金军在进攻夺取陕西战争中异常艰辛。为此，宋廷为重振川陕战区声势，建炎三年（1129）七月，知枢密院事宣抚处置使张浚“以亲兵千五百人，骑三百”，从临安出发。十月，抵达兴元府，开始积极从军事、经济方面整治武备。为减轻东南地区金军攻势，建炎四年（1130）九月，张浚方决定在陕西耀州富平发动会战，转移金军注意力，挽救东南危局。

（二）张浚与“富平之战”。对于张浚的决策，时川陕诸多文官、武将出于考略川陕战区一地之安全，反对者居多。大将曲端认为宋军“未尝习战金人新造之势，难与争锋，宜训兵秣马保疆而已，后十年乃可”，“万一轻举，后忧方大”；王彦说：“陕西兵将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则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阆、兴、洋，以固根本，敌入境，则檄五路之兵来援，万一不捷，未失大也。”吴玠也认为“敌锋方锐宜各守要塞须其弊而乘之”。张浚对此并非没有考虑，但是考虑到宋金战争局势对东南的威胁，他不得不发动战争，他曾对刘子羽说道：“吾宁不知此，顾今东南之事方急，不得不为是耳。”“命浚出兵，分道由同州、解延以捣其虚。”可见，张浚发动富平之战，从宋金战争大局来看是必要的。

建炎四年（1130）二月，张浚得知金军早已渡江南下，立即将处置使司事务交由刘子羽负责，自己率步骑数万人自秦州东进救援。三月到达房州时，得知金军主帅宗弼已自临安退兵北归，张浚遂率军重回西北。时年秋初，张浚得知金左监军完颜昌（挞懒）仍在淮东，而前此渡江南犯的主将完颜宗弼也滞留在江北，张浚惧其继续骚扰东南，想牵制之，遂决策合五路之师攻打永兴，以调动金兵，削弱金军并力的南下之势。七月，金军的皇子、左副元帅完颜宗辅前往陕西任主帅，并命江淮战场的主将完颜宗弼，“以精兵二万先往洛阳”，准备“以八月往陕西”，与张浚争夺陕西。宋高宗方“以敌萃兵淮上，命（张）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捣其虚”，是为消除金军再次渡江南犯的企图。九月，张浚合五路兵40万，马11万，会战于耀州，以熙河经略刘锡为都统制，与泾原经略刘锜、秦凤经略孙渥、环庆经略赵哲，各帅所部兵以从，“约以更相策援”，“又贷民赋五年”，集中大批军用物资随军调用。十四日，与金大战于富平，泾原帅刘锜身率将士冲击敌阵，杀获颇众，但在持久相战的关键时刻，环庆经略使赵哲“擅离所部”，畏敌先逃，宋军挫败，陕西为之大震。

“富平之战”是宋金两军的一次大兵团决战，金军虽胜但伤亡亦重，因而“得胜不追”，渡江南犯的主将宗弼及所部精兵，此后数年一直滞留在川陕战场，确实减轻了金军在江淮地区的压力。宋军虽以战败告终，还是达到了宋高宗要求张浚将金军主力调离江淮战场的目的。此后，宋金两方主要战争集中在川陕交界一带。

三、川陕变局：蜀口争夺战

富平之战，宋军尚存有一定的实力。张浚退驻兴州，在川陕边界重新调整布局，“命吴玠聚兵扼险于凤翔之和尚原、大散关，以断敌来路，关师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孙渥、贾世方等聚泾原、凤翔兵于阶、成、凤三州，以固蜀口”。蜀口由此成为了宋金主要的争夺对象。

绍兴元年（1131） 三月，金军又迫福津、同谷等地，直逼威胁兴州。川陕宣抚处置使司又退至阆州，王庶汇聚溃军、义军两万人，吴玠亦收兵保和尚原。四月，金兵被迫从兴元府经斜谷撤往凤翔。刘子羽、吴玢率军掩杀，在金牛镇大败金兵。五月和十月，吴玠率军击退金人对和尚原发起的两轮进攻，并箭伤金军主将宗弼，杀俘金军数以万计，金人“自入中原，其败衅未尝如此”。和尚原之战，是宋对金作战一次巨大胜利，扭转了富平战败后宋军的颓势。十一月，张浚将陕西前线划分为四个防区，分别由吴阶、王彦、刘琦、关师古管辖，扩大主将的权力以便于抗敌。

绍兴二年（1132）十二月，金军再次分三路向陕西宋军大举进攻。绍兴三年（1133）正月，吴玠命其弟吴璘固守和尚原，派遣熙河总管关师古收复熙河诸州，自率主力驻军河池。初九，金兵为了迷惑金州守兵，声称要攻取汉阴，守将王彦果然中计，分兵据守汉阴周围要塞，金齐联军乘隙攻陷金州。二月，金军乘胜进逼汉中，时刘子羽命田晟扼守饶凤关，并急招吴玠自河池入援。但是，降将引金军“以祖溪间路出关背，乘高以饶凤关”，宋军背腹受敌，纷纷溃败，饶凤关失守。

饶凤关战败后，王彦退守达州，刘子羽退守谭毒山，吴玠退守川陕接壤的仙人关。金军“野无所掠，杀马而食，马且尽，遂杀两河签军食之”，想进入四川，但遭到刘子羽等利用谭毒山的地形，故垒死守，金军进而不能入蜀，而兵“死伤十五六，疫疠且作”，不得不引军北还。吴玠鉴于饷馈不继，又为防止金兵深入腹地，接受吴璘的意见，在地势险要处筑隘设置第二道防线，以备退保，两军交战中“矢如雨下，死者層积明炬四山，震鼓动地”，吴玠“以弱卒抗坚虏”之势，大败金军。此次战役，金军是抱着必夺蜀口的决心而来，“既不得志，遂还凤翔，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复轻动矣。”吴玠率领川陕宋军保全了全蜀，保卫了东南。

四、宋金对峙局面的形成：川陕抗金的历史意义

面对军事上十分强大的金兵，南宋如何立国？由谁经略？

对南宋宋高宗新政权来说，不言自明。建炎初，李纲建议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使金人难于选择战略目标。建炎二年（1128）六月，张浚奏论修备治军，受到排挤，已被出为兴元知府，被宋高宗留任为礼部侍郎。张浚面见高宗提出了一系列挽救危难的方略，被任命为御营司参赞军事，从此参与抗金的军事活动。此时，张浚是为经略川陕的最合适人选。一则张浚对秦蜀十分了解，年轻时就出任过山南府士曹参军兼权城固县事。秩满后调任褒城令，辟熙河路察访司干办公事。二则熟悉军事管理情况，在宣和间(1119-1125)任过成都士曹司士参军事。建炎三年(1129)四月初三，张浚平定苗刘之乱。十六日，张浚被任为知枢密院事。时张浚年三十三，国朝执政，自寇淮以后，未有如张浚之年少者。建炎三年（1129），面对金国对南宋的全面入侵，张浚提出中兴当自关陕始的方案，并为宋高宗新政权接受。张浚经略川陕，践行守江必守淮的策略，合于时势，高宗予以寄语重望。   

从战略上而言，张浚经略川陕，发动富平之战，是为牵制金军、吸引金军主力的正确战略判断。金人窥江、淮急，张浚念禁卫寡弱，计所以分挠其兵势者，遂合五路之兵以进。《宋史·张浚传》即认为富平之战虽败，但张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以形势牵制东南，大大减轻了东线金军对南宋朝廷的压力，江淮得以平安。并载金将粘罕临终时话：“自吾入中国，未尝有敢撄吾锋者，独张枢密与我抗。我在，犹不能取蜀；我死，尔曹宜绝意，但务自保而已。”后“浚去国几二十载，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金人惮浚，每使至，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绍兴末，“时浚起废复用，风采隐然，军民皆倚以为重”。金朝名将的高度评价即证实了张浚的功绩。

另则，富平之战，张浚是奉诏出师。朱熹撰《张浚公行状》即载：“时闻兀术犹在淮西，公惧其复扰东南，使车驾不得安息，事几有不可测者，即谋为牵制之举。始公陛辞，上命公三年而后用师进取。至是，上亦以虏欲萃兵寇东商。御笔命公宜以时进兵，分道由同州、麓、延以捕虏虚。公逐决策用兵。”《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十月庚寅条亦可证张浚用兵富平，确是奉旨行事：“时朝廷犹未知浚败于富平，乃诏枢密使臣二人，趣浚入援。”张浚统率全军抗金，是为坚决执行宋高宗的命令。正因如此，张浚因富平之败向宋高宗请罪时，宋高宗不但没有处罚他，反而亲书手诏给予安慰和勉励，不久还加其官为检校少保、定国军节度使。并曰“有才而能办事者固不少，若孜孜为国，无如浚”，高宗事后对张浚处罚之轻亦可证张浚用兵富平非“轻举”，而是对高宗旨意的坚决执行，诚可见张浚的忠君之心。事实上，张浚也已成为一个时代主战的精神领袖，朱熹曾如此评价张浚：“忠贯日月，孝通神明，威镇西夷，名垂永世”。康熙叹曰：“如浚之忠君勤国、硕徳重望者，几何人哉。”

从战役上来看，一则，宋军实力大不如金兵，只能选择在富平不利于金军骑兵为主的卤泊川苇泽之地与之作战；二则，宋军陕西六路此前各自为政情况突出，宋军采用大兵团作战，可一举整编互不通情、纪律涣散的西军。张浚亲自驻邠州督战，即使官军败绩，也能守住金军骑兵最有可能的走陈仓道的线路，守住第二条防线。张浚承制让吴玠扼守蜀口，率领宋军在蜀口争夺战中，死守四川要隘，凭险设防，与金军展开对峙之势，打击了金军的气焰，金军“自是不复轻动矣”。消灭了金军的有生力量，牵制了金军主力，使其无法入侵东南，保住了南宋半壁江山。大决战放在陕西境内，有利于保持四川利州路兴元府（汉中平原）政治、军事、社会的稳定。

“富平之战”是宋金两军以大兵团决战，宋军虽然战败，但仍然达到了宋高宗要求张浚将金军主力调离江淮战场的目的，减轻了南宋都城所面临的压力。同时，也一举实现了南宋陕西边防散乱武装不听朝廷节制的局面。胡铨《祭张魏公文》即评富平之役是“如雁门踦，日月之更，人皆仰之”，是为曲线救国的伟大义举，为时人所仰慕。时人对于张浚出使关陕，即使没有尽收关中之土，但很好的保卫了东南和中央政权，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张浚之在陕右，实东南之扞蔽，西川之喉衿。虽未能攘除丑类，尽收关中之土疆，而可以控扼河山，牵制南侵之夷虏，其为朝廷屏翰，盖亦匪轻矣。”迨至后来，康熙对此亦敬仰有加：“观夫张浚治兵兴元出行关陕，至秦州复鄜州，守兴州保阆州，任吴玠大败金人，其以兴复之事独任诸己，而中兴之功不为不多矣。”诚可见，其基于维护南宋中央政权的统治权威，军事上整治川陕诸军，为减轻东南军事压力，在西部牵制金兵，其关于经略川陕的理论对宋金对峙过程中双方均势的维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综上，张浚经略川陕三年，训练新兵，以刘子羽为上宾，任赵开为都转运使，擢吴玠为大将守凤翔。刘子羽开善理财，而吴玠每战必胜。西北遗民，归附日众。富平之战作为南宋与金正面交锋的一场大规模战役，虽以失败告终，但因张浚的不懈努力，成功达到了宋高宗要求将金军主力调离江淮战场的目的，此后数年，金主将完颜宗弼及所部精兵一直滞留在川陕战场，全蜀得以安全，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极大减轻了金军在江淮地区对宋高宗新政权的压力，为南宋朝廷立足江南赢得了充足的时间。南宋著名理学家、大臣魏了翁（1178-1237）对此认为是：“顾其有绩是邦，则滋不可勿祠”。历史上，中国汉族抗击外敌入侵大多以失败而灭亡，而南宋卫国战争取得成功，可以说，张浚全权经略川陕，为南宋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筑牢了南宋立国一百五十余年的地基，是为成就南宋卫国战争胜利的历史伟人。